早就想把这篇贴过来，觉得很有用，但是太长了，只贴第一页，我把地址贴上，感兴趣的自己看后面四页吧。

《中国戏曲刻家述略》，作者是孙崇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通过上次陈婷找剧本，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们那里肯定收藏有很多珍稀剧本吧，可惜我们看不到，这是一种资源垄断吧。做学问，尤其是我们的研究方法，资料是第一位的，找不到资料，有再好的想法都是白搭。

http://www.sxgov.cn/whsx%5Cxq%5Cxqcd%5Cxqyy/372518_1.shtml  发表于《戏剧艺术》，05年第2期

且看正文：

简单而言,中国古代戏曲刻家,起于元,盛于明,继于清。历史大略如下。
元代戏曲刻家姓氏和书坊堂名,知之不多,只知当时戏曲刻书中心,北方为大都(今北京),南方为杭州。今存《元刊杂剧三十种》,剧目标题中,四种标有“大都新编(刊)”,七种标有”古杭新刊”,便是明证;其余未标刊刻地名的十九种,也不能排除其中还仍有出自大都或杭州所刻的可能。
明代前、中期,北京仍是北方戏曲刻书重镇。
如:出土的明成化刊本《白兔记》,为北京”永顺堂”所刊;明弘治刊本《西厢记》,为北京”金台鲁氏”所刊。
明中期之后,戏曲刻书重心移至南方。其时,浙江继元而盛,江苏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江苏金陵(今南京),书坊林立,蔚为大观。这些书坊大多集中在金陵三山街至内桥一带,如著名的富春堂,牌记多镌“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梓行”。明代金陵书坊数量,据诸家目录所载及刊本牌记统计,接近60家,其中刻过戏曲图书的,计14家(详下)。当时另一刻书中心,便是刻书历史已相当久远的福建,尤其福建建阳,刊本广布,名闻四海,世称”建本”。建阳刻书,又集中麻沙、崇化二里;麻沙刻本,俗称”麻沙版”,其中有许多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明中叶以来,随着南戏”四大声腔”(海盐、余姚、弋阳、昆山各腔)的崛起及其在各地的传布与繁衍,在各声腔流行地区,刻印戏曲尤其各种选本,蔚然成风,其中江西抚州、赣州、吉州、饶安、临川,江苏姑苏、常熟,安徽新安,浙江会稽、吴兴,福建建安等地,尤为突出。
清代戏曲刻书继明而盛,虽然坊刻剧本不及明代繁夥,但官刻与私刻的曲谱、曲选、汇刻等,却是空前繁富,而且在图书印制质量方面,亦非前代所能企及。另外,随着花部戏曲的兴起,各种地方戏曲的坊刻脚本、唱本,应运而生。这些民间曲本虽然制作简易、粗糙,却很经济实用,有其广泛的销售市场。
以下我们再按照各主要戏曲版本的刻家分布、历史及刊本名目等情况,分地区加以具体介绍。
一、北京戏曲刻家北京戏曲刻书历史很早,而且元、明、清三代相继不绝。现存最早的元杂剧刻本为《元刊杂剧三十种》(亦称《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其中以下四种,都标称为”大都”(北京)编刻: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大都新编楚昭王疏者下船大都新编关目公孙汗衫记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遗憾的是刊本不曾留下镌有刻家姓氏、刻书年月以及书坊名称、地址等一类文字的牌记,故而有关刻家的具体情况不详。
另据有关资料显示,元大都还可能刻印过南戏刊本。清张大复《寒山堂曲谱》卷首《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是我们研究古南戏剧目、刊本情况的一份十分重要的资料。该总目”元传奇”部分第42种《金(鼠)银猫李宝闲花记》一目下,曾有如下注文:大都邓聚德著。业卜,字先觉,尚有《三十六锁(琐)骨戏文》。三十六出,隆福寺刻本。
另外,总目”元传奇”第《》种《崔护谒浆记》,亦注:“隆福寺刊”。隆福寺系北京城内历史悠久而著名的皇家香火寺院,隆福寺附近一带还一直是闻名的书籍、商品集散地,地址毗邻今北京市中心东四大街,现为著名商场”隆福大厦”所在地。《寒山谱》总目以上注文的重要意义,除透露给我们元代大都居然还有”业卜”而兼作南戏戏文的作者邓聚德这一罕闻的资料信息之外,而且还告知我们,北京隆福寺可能还是元代大都的戏文刊行处。
明代北京戏曲刻本,除上面已经提到的著名的明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金台鲁氏所刊《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和上海嘉定县1967年出土的明成化(146《)1487)北京永顺堂书坊所刊《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两种外,另据明嘉靖《晁氏宝文堂书目•乐府》著录得知,晁氏家藏的三种《西厢记》中,还有”京刻”一种(另两种为”松刻”与”闽刻”);河间长君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所作《琵琶记序》,在论列《琵》剧版本时,也提到有”京本”一种。
不过有人认为,后者当系南京刻本。
清代北京除宫廷、王府、戏班、个人誊写戏曲写本蔚然成风外,民间坊刻戏曲亦不在少数。清代京城的几家著名书坊,如老二酉堂、聚珍堂、宝文堂等,都刊刻、翻印过戏曲或与戏曲有关的图书。
除坊刻、私刻之外,作为明、清两朝国都,北京是皇朝、政府集中地,当然也少不了官刻图书。尽管官刻戏曲图书似风毛麟角,但据有关资料显示,以下几种都应算是出自京城的官刻曲书:明曲选《雍熙乐府》,有明嘉靖司理监原刻本;明曲选《盛世新声》,有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内府刻本,题《重刊盛世词调》;明曲选《词林摘艳》,有明万历内府本;“元传奇05蒋世隆拜月亭记》,有明按察司刻本(据《寒山堂曲谱•总目》著录);清修曲谱《钦定曲谱》,有清康熙殿版本;清修曲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有清乾隆十一年(1746)内府朱墨套印本;清宫大戏《劝善金科》,有清乾隆武英殿刻五色套印本;清宫大戏《昭代箫韶》,有清嘉庆十八年(1813)内府刻朱墨套印本。
二、浙江戏曲刻家浙江是我国南曲戏文发源地和明清传奇主要流行省份,由于戏曲繁盛,加之浙江自宋以来就是我国南方印刷、刻书中心,戏曲刊刻事业自然相当发达。
早于元代,杭州就同北方大都(北京)并峙,成为南、北刊印杂剧的两大中心。现存《元刊杂剧三十种》就有以下七种标称为”古杭新刊”: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古杭新刊的本关目风月紫云庭古杭新刊关目的本李太白贬夜郎古杭新刊关目霍光鬼谏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遗憾的也是同样没有留下书坊牌记,使我们无法了解刻家的具体情况。
明、清两季,浙江更是戏曲兴旺之地,戏曲创作家、批评家等人材辈出。一些戏曲家常常兼做戏曲编选、改订和印行工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家:11长兴臧氏博古堂浙江戏曲刻本最享盛名,影响后世也最大的,当推明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间(1615)1616)由长兴臧(懋循)氏博古堂刊刻的《元曲选》(一名《元人百种曲》)。臧懋循(1550)1620)是晚明著名戏曲家、文学家。字晋叔。万历八年(1580)进士,曾任荆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职。万历十三年罢官,隐居故乡,潜心诗文、戏曲创作和编印工作。臧氏编印的《元曲选》对保留与传布元人杂剧精华作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元曲选》原刊本校刻精审,插图优美,堪称图书精品。臧氏尚刻有汤显祖《删订玉茗堂传奇》,亦以刻印精美著称。此外,博古堂还另刻有戏曲《校正古本荆钗记》、《改定昙花记》以及弹词、唐诗、古词等其他刊本。
21杭州虎林容与堂杭州容与堂曾以刊刻通俗小说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李卓吾批评、黄应光、吴凤台刻插图)享誉文坛,而其戏曲刻本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容与堂的戏曲刻本一大特点,是它大多由著名通俗文学评点家李贽(卓吾)进行批评。如其明万历年间所刻的《西厢》、《琵琶》、《幽闺》、《红拂》、《玉合》、《玉簪》六记,皆系李氏批评,影响与流行都甚广。此六记,明代亦曾合刊,称《容与堂六种曲》。
容与堂戏曲刻书历史,延至明末。如明崇祯十二年(1639)所刊的《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五卷,由杭州名刻手项南洲镌刻,名画家陈洪绶(老莲)插图,是《西厢记》版本中的珍本,现为《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而崇祯间所刊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真本》二卷,”曲状元”王实甫作剧,评点行家李贽作评,著名画家仇英、陈洪绶绘画,雕刻名手项南洲镌刻,更是名家荟萃,强强联手,是中国出版物中罕见的精品。
31杭州杜氏起凤馆堂主名曹以杜。明万历间刊刻过《南琵琶记》与《北西厢记》。《琵琶》情况不详;《西厢》题《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由王凤洲、李卓吾作评,汪耕作图,黄一楷、黄一彬兄弟镌刻。按,杭州的许多书坊,像上述容与堂和起凤馆,所聘名刻工,除项南洲一人为杭州本地人之外,其余皆为徽籍人,如这里的一楷、一彬黄氏兄弟,还有黄应光、黄烈均祖孙三代,都是徽州人。因此,浙版杭州图书颇有徽派作风,难怪有人说,徽派刻书的中心实际是在浙江杭州。
41杭州胡氏会文堂堂主胡文焕,系明代文学家、传奇作家。字德甫,一作德父,号全庵,别署抱琴居士、西湖醉渔。钱塘(今杭州)人。约万历中在世。擅长诗文词曲,兼通古器物鉴赏和医术,是个博学多才之士。著有《诗学字类》、《墨娥小录》等数十种著作和《奇货记》、《犀佩记》、《余庆记》、《三晋记》四种传奇。《群音类选》编入胡氏会文堂辑刻的《格致丛书》。该选本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可算是明代戏曲选本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种,全书计约四十六卷,现存残卷三十九卷,选剧一百五十余折,分为官腔、清腔、诸腔、北腔四大类,另有套曲二百二十九套、小令三百二十三首。所选之剧,皆据自当时的台本,是我们研究明代万历年间戏曲创作情况与舞台形态的重要依据。编印的确切年代不详,而据编入会文堂《格致丛书》的其他各书的胡氏序文都作于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1593)1596)推测,《群音类选》也应当在这几年或相隔不久的年间刊刻。
此外,明万历间,杭州还有天绘楼书坊,曾刻明屠隆传奇《昙花记》二卷(《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影印)。明末清初期间,杭州仍有几家刻曲的书坊。如凝瑞楼,明崇祯间曾刻传奇《弄珠楼》二卷(《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汪氏振绮楼,清道光间曾刻清舒位杂剧集《瓶笙馆修箫谱》等。一些清代杭州作家,多有自己作剧、自行刊印的风气,如康熙年间的徐沁,乾隆年间的夏纶,直至光绪年间的许善长等(书名详下”自刻本”)。
51吴兴闵、凌二氏浙江乌程(今吴兴)闵齐、凌初两家,曾以刊印多色套印本著称于世,在中国书籍印刷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两家又以闵氏为代表,其所印之书,世称“闵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六书通》云:”齐,字寓五,乌程人,世所传朱墨字版、五色字版,谓之闵本者,多其所刻。”闵家刊印的朱墨套印本戏曲,比较流行的,有《绣襦记》、《明珠记》、《红拂记》、《红梨记》、《牡丹亭记》、《邯郸记》及《董解元西厢记》等。闵氏还将唐元稹传奇《会真记》一卷、金董解元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二卷、元王实甫杂剧《西厢记》四卷、元关汉卿杂剧《续西厢记》一卷、明李日华改本戏文《李日华南西厢记》二卷、明陆采改本戏文《陆天池南西厢记》二卷和明李开先杂剧《园林午梦》一卷,加上自己撰作的《五剧笺疑》一卷,辑为一书刊印,题《会真六幻》,为我们寻找与阅读《西厢》戏曲作品,提供了很多便利。闵氏还另刻有《西厢会真传》五卷,采用朱、蓝、墨三色套印,至为罕见,上海图书馆有藏本。
凌初(1580)1644)是晚明非常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别号即空观主人。
贡生,四中副榜,授上海县丞。晚擢徐州通判,因不敌李自成军,呕血而死。凌初最出色的文学成就是创作和刻印拟话本小说集初刻、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他是中国创作拟话本小说数量最多的作家。而在戏曲方面,凌氏亦有多方面的建树,如编撰杂剧《虬髯翁》、《颠倒姻缘》等九种、传奇《合剑记》、《雪荷记》二种,据《玉簪记》改编传奇《乔合衫襟记》,著述戏曲理论《谭曲杂札》,编选曲选《南音三籁》,等等。而从出版事业来讲,凌氏又是明代文人中热心致力通俗文学刊布并取得相当成绩者的一位。凌氏主持刊布的朱墨套印本戏曲,最著名的当推《即空观主人全定西厢记》、《仙本琵琶记》两种。
尤其凌刻仙本《琵琶》,据称系按照明初朱权(道号“仙”)藏本翻刻,从其形态来看,确是《琵琶记》古本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版本。另外,凌延喜校刻之《幽闺怨佳人拜月亭记》、凌玄洲校刻之《红拂记》等,也都是比较著名的凌刻朱墨本。
吴兴闵、凌二家联姻,长期合作刻书,多达140余种,刻工同用黄一彬、郑圣卿、刘杲卿三人,插图者多是吴门王文衡(字青城),加工方式、图书行款、格式相同,皆以套色本著称于世,很难区分轩轾。他们与江苏常熟毛氏汲古阁,构成晚明江浙文人私刻图书的鼎足,为中国古代戏曲等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由闵、凌、毛三家共同策划、合伙刊布的拟话本”三言二拍”,为中国通俗小说历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是中国刻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闵、凌二家,刻书事业世代继绍,如闵齐儿子闵昭明(字光瑜),凌初兄弟凌瀛初、儿子凌汝亭等,都继承了二家的刻书家风。
明代中叶以后,浙江的一批著名戏曲家,在从事戏曲创作、批评同时,还积极兼事戏曲编校、出版工作,为我们留下许多重要的戏曲版本。例如:海昌(今海宁)戏曲家陈与郊,万历年间编刻《古名家杂剧》;著名戏曲理论家、山阴(今绍兴)顾曲斋主人王骥德,万历间编刻《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又名《古杂剧》)。二者都是现存明人选刻杂剧中的重要选本。
再如:山阴戏曲家、香雪居主人朱鼎臣,明万历间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由王骥德校注,徐渭附解,沈作评,谢伯英、朱鼎臣合校,毛以遂作序,是个汇集明代戏曲诸多名家共同打理的《西厢记》重要版本。
”戏曲艺术62005年5月 晚明山阴戏曲家孟称舜,不仅戏曲文学创作成就甚高,而由他于崇祯年间辑刻,包括《新镌古今名剧柳枝集》(选杂剧26种)与《新镌古今名剧酹江集》(选杂剧30种)的《古今名剧合选》,为我们保留了成批的元明杂剧和作者本人创作。此外,孟称舜还校刻过元钟嗣成《录鬼簿》,它是为数不多的古本《录鬼簿》之一。

赞一个，戏曲刊刻比小说更加混乱，要想明其源流，确实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