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清议”前后对人物的品评是重德行的政治性人物品藻，汉末魏初在曹操“唯才是举”原则指导下的九品中正制是重政治之才的人物品藻，正始以后的人物品藻则把与人的主体个性及其相关的情感和才能放在首位，并且十分注意从美的观念出发，对人的个性、情感和才能加以品评。对个性和自我的强调，使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代把个性从属以至牺牲于名教的传统观念已经为士人所不齿。王坦之与支遁的关系不好，王攻击支遁只会耍嘴皮子，没有真本事。支遁反驳道：“难道穿着布单衣，戴上油腻帽子、夹着一本《左传》，跟在郑玄车后，这才算有本事吗?这种垃圾袋(尘垢囊)我才不希罕呢！”（见《世说新语·轻诋》）在儒家一统天下的汉代，无论是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都要求人们服从社会，听任其安排。作为文化士人，就要皓首穷经，不仅学术思想不能有异端奇想，连自己的生命本身，也必须奉献给奴役自己的社会。一代儒学大师郑玄，便是这种人格的规范。然而到了魏晋，追随郑玄的人竟被骂作“尘垢囊”，那么郑玄这种人格规范及其所代表的汉代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念，自然也就完全倒塌，分文不值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充分体现人物个性的才能和情感。

《世说新语·赏誉》中记述了一个风恬月朗的美好夜晚，许询在晋简文帝府中大逞才学，以清婉之辞，作襟怀之咏，竟使筒文帝“尤相咨磋。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又发出“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的赞叹。可见重“高情”和爱“才藻”，是魏晋人在人物品藻中追求个性的重要表现。汉代礼法统治束缚人的思想和个性，扼杀人的真挚情感，把人变成虚伪矫情的玩偶。魏晋人的“高情”，说明了这种取向的更新。尽管这种才情中也还包含着伦理和道德之情，但主要还是对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的追求。荀粲与妻子感情至深，一次冬天，妻子发烧，荀粲便到院中冻冷自己的身子，回来用身体给妻子降温。妻子死后，荀粲也很快就死了，因此而遭到舆论的讥讽（见《世说新语·惑溺》）。当时的医学，决不至于没有治疗发烧的办法。荀粲采用这种近于原始的治疗方法，完全是出于对妻子的休戚与共的深挚痴情；从这位为情而死的情种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李贽追祟的“童心”和杜丽娘为情而死的先兆。晋人认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见《世说新语·伤逝》）就是不同流俗，尽其所哀，尽其所乐。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见《世说新语·伤逝》）伤逝中渗透着对美的破灭的哀惋和热爱。桓伊每当听到清歌，便陶醉其中，连叹“奈何”。谢安听说后便评论道：“子野(桓伊字)可谓一往有深情。”（见《世说新语·任诞》）王濛登上茅山，大声恸哭道：“琅琊王伯舆(濛字)，终当为情死。”（见《世说新语·任诞》）则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深挚之情。

宗白华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酥、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见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话说得畅快，而晋人则是做得畅快；“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见《晋书·王羲之传》）喜怒哀乐本是人类的专利，但汉代礼法却把它封闭、窒息起来。晋人返朴归真，痛快做人，不啻是对人性异化的反拨，也不枉为人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