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品藻在东汉前已经广泛流行，但一直是在自发朦胧和非制度化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距离社会的政治生活较远，谈不上什么实用价值。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的政治需要，它才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和重视，步入制度化的轨道。自公元前196年刘邦下“求贤诏”后，两汉的很多帝王都照此办理，要求各地方荐举“资良方正”。其具体的方法有“察举”和“征辟”两种。察举是由地方通过对人物的考察评议，自下而上地推荐人才；征辟则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发现和任用人才。二者方法不同，但都要以对人物品行的考察评议为依据。这就使人物品评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物品藻的社会意义，并且也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产生直接的制约和影响。

      “浮华交会”也就是广泛结社。按照封建皇权和传统道德的设计，知识分子最好是隐身书斋，埋头章句，修身行义，听凭社会的安排。但在选举制度黑暗，名不符实，欺世盗名者遍地都是的情况下，人们意识到以前那种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窄。可是文人仍也需要社会的承认，也需要出名。于是，他们便本能地发现在相互结交中相互吹捧是引起社会注意的极好途径。当时的“太学”，是士族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校园里的三万太学生，很少有人安心读书，而是广泛交游结社，抨击时政。当时有个叫仇览的迂夫子，刚到太学时一心苦读经书，不为环境所动。他的隔壁便住着著名品藻大师、学生领袖符融。符融那里经常高朋满座，高谈阔论。仇览不仅不 为所动，而且在符融劝他交结朋友，不必死守经书时竟翻脸离去。可是随着时光的侵染，经符融和郭泰的多次谈话，终于使他改变了观念，成为太学生集体中的真正一员（见《后汉书·仇览传》）。

这场清议运动的目的，是要扼制宦官及其党羽任人唯亲的状况，使人才的选拔，按照公众舆论的品评来决定。这样，就使“清议”成为干预朝政的重大政治活动，人物品藻也随之具备了广泛而重要的意义。清议运动虽以领导人道致政治迫害而告失败，但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却无法消灭。在“清议”的压力下，政府对官吏的任用往往要征询名士的意见，士人的升迁也经常取决于某些著名人物的评论品题。这项工作还形成了某种制度，“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见《后汉书·许邵传》）正如汤用彤先生指出：“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朝廷以名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竟以名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魏晋玄学论稿》）

（本文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