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关东学刊》谢小萌兄盛情美意，要我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生涯。想想混入学界已经四十余年，论齿则古稀遥遥在望，无论是学术生命还是生物生命，都要开始进入尾声。这个时候做些回顾总结，也不是没有必要了。

一、十年学画

对，这个小标题不是“学术”，是“学画”。为啥？因为十年学画经历所培养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面对一件事情的态度和解决途径等等素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文化革命停课两年，1968年在校三届初中生全部同时毕业离校(大部分到农村插队)，我们小学原四、五、六三个年级同时升入大连第十五中学。因为前两年的“革命”作为，校园一片狼藉，亟需相关美术人员按当时潮流进行“红色”美化。我因小学有过一点美术基础，被选送到学校那个负责全校美术宣传的“红画室”，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主要工作就是大标语、大批判专栏，教室走廊的宣传画、语录等。这些工作内容本身不想说什么，但这个学习和工作方法过程却值得我永远珍惜铭记。

因当时这方面工作任务紧张，学校也没开始严格意义上的复课，所以学校把我们几个学生抽调出来，交给学校的美术老师，后来由大名鼎鼎的徐世政老师统一安排进行这项工作。

大连十五中的徐世政老师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当时做那些红色宣传工作本身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 但在跟他学习做这些工作的三年过程中，我却从他身上学到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勤奋工作的精神。他有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工作镜头，成为多年来让我不敢对包括学术在内的任何工作懈怠马虎的鞭策：有一次为学校走廊悬挂书写毛语录，纸张用广告色涂了底色，然后用红色广告色书写文字，不巧有一个字写错了。按一般的做法，这张纸作废，另外换一张就是了。但当时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徐老师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低下头，张开嘴，用舌头把写错的红色字舔洗干净。只见舔洗过后的底色与没写状态无异，一张底色纸没有作废，可以继续使用了。

当时学校没有正式复课，班里的同学们每天上午象征性地上课，下午要么参加政治活动，要么就自由活动了。但我所在的“红画室”工作班子，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早七点半到校，中午自己从家里带盒饭，晚上早则八点，晚则十点甚至更晚(没有人管晚饭，也不知道什么叫夜宵。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在家吃晚饭)。而且是三年如一日，几乎没有节假日。后来很多朋友和学生很奇怪我为什么能有那么持久的工作韧性和毅力。现在我可以解开这个谜底，这完全是那三年给我养成的生物钟习惯。

因受徐老师言传身教的影响，我也慢慢学会像他那样对待工作、对待事业。当时按上面统一部署，学校派给我们一批任务：除了学校主体建筑外，每个连(当时班级为排，三个排为一个连)配一幅毛主席画像。当时没有那么大的防雨防晒的印刷品，完全需要手绘。当时徐世政老师是大连市绘制毛主席画像“四大金刚”之一，他本人有足够的专业能力。但当时全校有将近十多个连，他一个人画需要很长时间。从培养人的角度考虑，他向学校提出，从我们几个学生中选拔优秀者重点培养，与他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我有幸入选这个小组。我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因为这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当时因为这方面问题遭殃者不乏其人)，同时也是我自己进入专业美术学习(油画人像绘制)的重要机会。为此，我在原来作息时间的基础上更加认真投入，几乎牺牲所有的课余时间。当时经常能看到的场景是，其他同学都回家了，只有我和徐老师两个人在画室里。尤其是当他本人有绘制伟人像工作的时候，我更不能放弃学习观摩的机会。因为当时没有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材料，只能自己动手准备。我当时有个小本子，每次他拿起画笔，我就打开小本子，他每一笔落在何处，用什么颜料相互调制，笔触方向速度等，我都一一记在本子上。回去加以揣摩，自己绘制时拿出来学习模仿和参照。我这个行为感动了徐老师，他曾对其他同学说，如果你们当中将来有能够取得成功、干出成绩来的，那么第一个应该是他。后来有个单位请他去绘制两幅伟人像，他就把我带上，每人一幅。

中学三年期间，我每天晚上(大约八点到十点)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要穿过美丽的大连市劳动公园。月光下荷花池中微微泛起的涟漪和荷叶垂柳的倒影，会洗去我一天的劳累和疲倦，把我轻松地送回家，吃饭入睡。

因为这些缘故，本来徐世政老师希望把我留在大连十五中工作，做他的助手；但1971年毕业的时候我们被全部送到当时的旅大师范学校(后来升格为大连师范学院)，我被送入美术班学习。在这里我因为有在大连十五中徐世政老师培养的基础，很快在专业学习上显出优势，被推选为班级学习委员和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素描课课代表。这一年多的学习使我在专业方面也有很大提升，系统接触了石膏写生和人像写生，以及色彩学习等等。因为当时市里亟需师资的缘故，原来计划两年的学习被缩减了10个月，于1973年初提前毕业。我被分配到大连三十八中学独立担任美术教师。从1973年2月到1978年10月将近六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依然保留当年徐世政老师给我培养形成的作息时间，早上七点半到校，中午带饭或吃食堂，晚上早则八点，晚则十点回家。独自一人遨游在事业的天地中，是我一生最大的精神享乐和幸福。

十年如一日的作息时间让我的家人开始很不理解。每当夜深人静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家当旅馆了！”但是，大约在七十年代中期，我父亲终于改变态度，开始对别人说：学习伟人就要从这开始。他终于明白我是做大事情的人。

这十年的经历告诉我，做任何事情，不认真、不踏实、不坐冷板凳，必将一事无成。

1978年我上大学之前，见过我的中学班主任老师周家昌(后任大连市教育局局长)，向他汇报我的变动情况，并表示对未来的中文专业学习有些担心。周老师对我说：只要你继续保持大连十五中时期徐世政老师给你培养的优秀素质和习惯不变，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

若干年后，我回大连探亲，与徐世政、周家昌等中学老师聚会时，我对老师们说，虽然我要向徐老师说一声抱歉，没有在美术专业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但大连十五中给我的素质培养，是我终生受用的精神食粮，也是我今天取得所有成绩的决定性基础。没有当年的十五中经历，就没有我的今天！

二、七年求学

上大学一直是我童年以来的梦想，但从1966年开始停止了高考。我成为中学教师后，又没有资格成为七十年代初开始的工农兵学员。所以这个梦想一直被埋藏在心里。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立刻振作起来，积极投身备考中，并参加了1977年鲁迅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因当年没有被录取，准备次年继续报考美术学院。1978年6月我接到鲁迅美术学院通知：国家最新政策规定，国家公办学校正式编制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1977年没有被录取也是这个原因)。而当时我所在的辽宁大连，就没有有师范院校美术专业的院校招生。所以，我就面临选择：要么放弃上大学的梦，要么就改行报考其他专业。

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放弃浸染十年的美术专业，改行报考大学文科。

1978年高考报名时间是6月上旬，考试时间是7月7、8、9三天。这就意味着，我只有一个月左右的复习时间。但我心里有底的是，尽管我没有系统学过汉语语法知识(主谓宾定状补之类)，但我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应该不输给我的同龄人，尤其是当时的应届毕业生。我改行文科也有有利条件：一是我从小学三年级就是班里唯一一张大连市儿童图书馆阅览证的获得者，从三年级(1964)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我几乎读遍了大连市儿童图书馆小学部的文学读物，文革期间因为学校停课，又有大量时间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尽管书源有限，但还是看了不少；二是我在大连三十八中学任教期间，被安排担任学校的图书管理员，而且因为师资匮乏，学校又安排我教授了学校文科课程中除语文和外语之外几乎所有的课程(政治、历史、地理)。而我又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应付一门课的人，所以，中学政治、历史、地理方面的课本和参考材料，我着实看了不少。这些都成为我只有一个月复习时间参加高考却能成功的关键所在。

因为我高考成绩中历史一门分数最高(总分100，成绩93)，所以最初打算报考历史专业。但因政审出了问题，等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被录取时，已经错过理想学校、理想专业，只能就读于大连本地的辽宁师范学院(后来的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了，于是，我是被迫选择并从事了中文专业的学习和后来的研究之路。

从我上大学本科那天开始，就已经决定把大学的专业方向作为自己未来的工作事业方向。所以，从大二开始，我就开始考虑选择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问题了。从大学本科选择专业方向和报考研究生开始，到考入南开大学就读共七年时间里，有两位先生对我专业指导和学术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一位是前大连图书馆研究员王多闻先生，一位是我的硕士授业导师刘叶秋先生。

王多闻先生为前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参考部研究员，《中国善本古籍总目》史部主编。经我在大连三十八中学的老同事、老兄长祝恩堂老师结识了王多闻先生。八十年代初考研如同现在考博一样，都是直接报考专业导师名下的。我选择报考古代小说方向完全是王多闻先生的主意。他不但深谙史部古籍，对中国古代小说和古代笔记也烂熟于心。本来最初我本人的专业选择意向是偏向西方文学和文化，希望能够在学习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以前的学画背景，将来往西方美术史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想法被王多闻先生否定掉了。他的理由是，中国人搞外国的东西很难超过外国人，还是立足本土为好。他特别建议我把专业方向定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理由就是大连图书馆在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收藏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因为抗战时期日本著名收藏家大谷光瑞在中国收集了大量中国古代小说版本，寄藏在当时的大连满铁株式会社图书馆(今大连图书馆)，准备运回日本。后因日本战败，大谷没有财力赎回这些藏品而归属大连图书馆。王多闻先生非常熟悉了解这个情况，告诉我这批以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为主的小说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珍稀程度上看都非常重要，为研究空白盲点。可以把研究生专业报考和将来的学术研究方向结合起来考虑。我完全接受了王先生的建议，并按照他的具体指导，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纲，参考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开始系统学习中国小说史。

或许是冥冥之中上苍的安排，我还需要特别感谢王多闻先生的是，他在指导我系统学习中国小说史的同时，还特地交代我，治中国小说史，不可不了解中国古代笔记。在当时还没有关于笔记的系统著作、论文和大量排印整理本作品的情况下，他分期分批地给我开笔记方面的书单，没有普通排印本的，他就给我开提书单，要我到大连图书馆阅览室阅览线装本。这个工作持续了不久，1980年，我后来的硕士导师刘叶秋先生的《历代笔记概述》出版，如同及时春雨。我立刻买来，在原来王多闻先生开列书单的基础上，用《历代笔记概述》加以全面地毯式覆盖学习。这本来是王多闻先生为让我学好中国小说史的辅助性学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它竟然成就了我后来的硕士专业学习方向。

1982我大学毕业前夕，面临研究生入学报名专业遴选。我从大二开始做了三年准备，要考明清小说专业。在查阅招生目录时，初步选择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和河北师范大学朱泽吉先生为报考导师。但在南开大学的招生目录中我突然发现上面“笔记小说研究”(导师刘叶秋、宁宗一)赫然在列。我顿时感觉喜从天降，因为这个方向的考试科目上三门专业课考试为：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笔记小说研究。除“笔记小说”这门课外，其他科目与“明清小说”专业方向完全一样。而我在三年备考过程中曾按照刘叶秋先生《历代笔记概述》提供的线索，翻阅了不少笔记作品，对笔记发展的基本线索和类型特征也都比较清楚。可以说，我对“笔记小说”这个科目的底气程度并不比明清小说差。但按常理分析，“笔记小说”这个专业方向从未招过生(以后也再也没有过)，专门为此做准备的人应该少而又少。所以，我当机立断，把报考的第一志愿改为 “笔记小说”方向，并如愿考中。

1982年9月，我负笈入关，来到我仰慕已久的南开大学，在刘叶秋、宁宗一两位先生门下攻读“笔记小说”方向硕士学位。

刘叶秋先生跟我的第一次谈话和指示，与我在中学时期受到的素质训练完全一致。他要求我：做古代文史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第一个学年内，放下一切杂念，专心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工具书使用等基本文献学知识能力掌握好，然后再来谈学问。

当我专心致志按照恩师的教导去做时，越来越体会到天下求学的道理竟然是完全一致的。我从徐世政老师和刘叶秋先生那里学到的专业知识不同，但在如何做好一件事情的道理上是完全一致的。硕士三年期间，我几乎又回到中学时代的作息时间，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泡在南开大学图书馆，疯狂地吸吮我尊重并渴望的知识。按恩师的部署要求，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志人小说发展史论》，并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一篇是《六朝笔记小说拾遗》(《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该文采用钩沉辑佚方法，从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中挖掘出七篇六朝小说的现存文献情况；另一篇是《关于李垕〈续世说〉——〈四库提要〉辨误一则》(《文史知识》1985年第11期)，该文用王应麟《困学纪闻》和《南宋馆阁录》中的材料，纠正《四库提要》关于李垕《续世说》为明代俞安期伪作的错误结论。这两篇论文既是关于文献考据方面基本功向恩师交出的两份作业，也为我硕士学位论文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这一切，都是靠冷板凳坐出来的。

来到南开后才知道，作为南开大学兼职教授，刘叶秋先生在南开招收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只有我一个人，算是既空前，也绝后了。我能有幸抓住这个机会，成为恩师唯一的嫡传弟子，实乃三生有幸。恩师对此也非常看重。前几年有一位恩师的生前好友告诉我，他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范宁先生那里获知，恩师生前曾对范宁先生讲过，此生能在南开大学招收我为学生，把他的学问传下去，可谓“足慰平生”(恩师原话)。最近收到程毅中先生的来信，其中提道：“足下念念不忘刘先生教诲之恩，尊师崇道，古谊可风。叶秋先生亦曾多次向我说项，寄予厚望，今乃足以回报矣。”

三、三十五年问道

从1985年硕士毕业留在南开大学工作到现在，整整35年。这35年既是对之前求学的回报，也是自己在求学路上的继续深入。此间除了供职于南开大学外，1997-2000年还在孙昌武先生指导下攻读并获得了博士学位。

上大学之前我的学术基础比较薄弱，而且比较混杂。我从硕士到博士的三位导师，学术风格也各不相同。刘叶秋先生注重考据之学，是非常典型的乾嘉学派治学路子；宁宗一先生思维敏捷，美学修养深厚，是典型的理论思辨型路子；孙昌武先生则注重历史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对文学的制约影响，是文学文化学研究的路子。三位导师对我最大的正面影响应该是，我不像有些学者，坚持以“非此即彼”理念作用下的学术研究方法唯一论：要么考据至上，要么理论思辨至上。我以完全开放的态度接受认同一切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具有科学探索价值的研究方法。所以我一直想努力追求和进入一种既保留各种研究方法，又把各种研究方法融会贯通起来的路子。

我在古代文言小说研究方面主要采用恩师刘叶秋先生传授的文献考据方法。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中国志人小说史》《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

早在硕士就读期间，恩师刘叶秋先生要我做“志人小说”这个题目，就是要从基本文献做起。经过两年的努力，我大致摸清了六朝至明清关于志人小说的基本文献情况，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1985年毕业留校工作后，我曾协助恩师刘叶秋先生编纂《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和应约为其他若干小说辞典撰写文言小说方面的词条，总共大约有五十多万字。这些工作积累为后来的《中国志人小说史》和《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做了比较充实的材料和书写准备。

大约1989年，经朱一玄先生推荐，辽宁人民出版社将《中国志人小说史》列入该社“中国小说史丛书”中，又经过一年多的全力投入，终于完成交稿(29万字)，于1991年10月出版。该书在界定“志人小说”概念范围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挖掘原始材料，梳理分析中国古代志人小说的发展脉络和作品内容写作特点等，受到学界关注和好评。

恩师刘叶秋在世的时候，曾和我策划一起编写一部《历代笔记总目提要》。因恩师于1988年猝然离世，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但我心底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希望完成恩师的遗愿。1991年我向齐鲁书社周晶先生提出选题申请，出版《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一书，经过近一年的考察论证，1992齐鲁书社将该书列入出版计划。又经过三年寒窗笔耕，于1995年交稿，1996年出版。该书第一次对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进行了概念范围界定和约3000部作品的相关学术信息内容提要，受到学界高度评价和关注。根据学界对该书提出的批评建议和我本人新掌握的材料，对该书进行修订后，将该书编入与朱一玄、陈桂声先生合作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

在完成以上两部著作后，我继续关注文言小说的文献研究，于2017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获得批准立项。该项目的设计目标为科学界定汉魏六朝小说范围，全面钩沉辑佚全部相关文献材料，对相关问题做出详细笺证，力争做出汉魏六朝小说文体的权威版本。这个项目所需要的冷板凳功夫会超过以往任何工作，但我愿意用此生最后的精力完成这项巨大工作。目前项目在稳步进行中，已经完成部分阶段性成果。

我的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起自文言小说研究。我在写《中国志人小说史》中《世说新语》一章时，深深感到以往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对于《世说新语》内容蕴含的理解和表述过于机械和肤浅，并由此发愿要下功夫解决《世说新语》的深层文化解读问题。为此我花费两年左右时间，从政治、玄学思想、宗教文化、社会制度与风俗等诸多方面解读《世说新语》的文化蕴含与背景。在此基础上完成两部著作：《魏晋风度》(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这两部书是国内较早从文化角度阐释分析《世说新语》和魏晋风度的著作，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过较好反响和评价。

1996年我申报的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六朝小说的文化研究”获得批准立项，希望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就此话题继续深入发掘。次年，我晋升为正教授之后，又考取了本系孙昌武教授的在职博士。经孙昌武先生指点，决定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从精神史角度研究《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并将其作为教育部项目成果之一。此书在之前基础上继续深耕细作，在很多方面挖掘出新的意义。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受到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高度评价。该书于2003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敏泽、卞孝萱先生欣然作序，给予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作为教育部项目另一成果，又完成《传神阿堵，游心太玄——六朝小说的文体与文化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是我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鉴于20世纪以来，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受西方学术理念范式影响，采用文体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针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包含多种文体和作家作品的故事类型所造成的割裂情况，我提出借鉴西方主题学故事类型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这种方法经过三十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实践，已经基本成形，并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包括培养了一批熟练掌握这种方法进行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在《天中学刊》连续8年设立专栏，推出该研究方法的成果系列，并计划将所有专栏成果结集出版。我本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研究”也采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力图把古代神话的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拉回到文学研究的本体上来。其结项成果《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中华书局2020年7月版)出版后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与评价。从方法本身来说，这种方法以文献考据为基础，以宏观文化文学分析为剖析手段，是我一生浸润学术研究，掌握运用各种方法之后总结提出的自认为是值得我追求的理想境界。

“十年学画”“七年求学”与“三十五年问道”之间的关系，乃是“因”和“果”的关系。

岁月如梭，逝者如斯，每个学者在学术的历史长河中能够留下痕迹的机会并不多。倘若能有幸给历史留下一些痕迹，那么这有生以来的所有的勤奋和学术追求就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