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历史上的战争和迁徙经常会造成民族内部或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不能因为其中某一方的胜利或失败而告结束。冲突裂痕不仅要对人们的社会心理产生难以治愈的创伤，而且在较长时期内对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要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世族文人的生活言行是这些影响和制约的显示器。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的生活言行来观察三国以来分裂局面对当时南方北方文化的差异和融合所产生的影响和渗透，并从中认识和把握当时社会文化的某些深层底蕴，不啻饶有兴味而又意义重大。

    司马氏代魏以后的西晋王朝，看起来已经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在三国旧属的关系中，魏与蜀的最高统治者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和所奉行的法制基本相同，所以灭蜀后两地之间的政治隔阂很不明显；而吴与魏的统治集团所代表的利益和实行政策却大抵不同（参见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因而灭吴后不仅二者的对立情绪没有消除，反而有增无减。对于西晋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吴蜀两国虽然都已经俯首称臣，但相比之下，“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趦睢，屡作妖寇。”（见《晋书·华谭传》）西晋统治者在政策措施上尚能明白如何处理与吴人的关系，他们一方面严格控制南人在朝廷的任职，另一方面，他们也注意对江南大族的笼络。

当晋武帝问华谭吴亡后的对吴政策时，他建议“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见《晋书·华谭传》）。毗陵内史在论江南贡举事时也认为江南刚刚归附，贡举方面还应尊重以往的惯例，甚至有丧仍然可行，说明他们主观上还是愿意搞好关系的，但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难以除去往日的对峙情绪。特别是北方的统治者和世家大族总以胜利者自居，居高临下，俯视吴人。而东吴人本来就不服气自己的失败，加上北人的狂傲，更让人无法忍受。

三国以来，中原人把吴人骂作“貉子”，先是关羽把孙权骂作“貉子”（见《三国志·蜀·关羽传》裴注引《典略》），接着西晋时孙秀降晋后，晋武帝为了笼络他，便把自己的姨妹蒯氏嫁给了他。但这位捌氏却十分鄙视自己的丈夫，更不能领会表兄在自己婚姻问题上的政治用意。所以就无所顾忌地骂丈夫为“貉子”。如果不是司马炎的极力回旋，这一句詈语险些使晋武帝计策失算（见《世说新语·惑溺》）。苻坚也称寻阳周虓为貉子（见刘敬叔《异苑》卷十），而孟超作为小小都督，统领万人，竟敢公然斥骂作为河北大都督全军统帅的陆机为“貉奴”（见《晋书·陆机传》）。在中原大族看来，江东人犹如狐貉一类。有了这种偏见，南北隔阂怎能不日益加深？

       当吴国的末代皇帝被带到洛阳，封为归命侯后，他最先受到达样的礼遇。一天，孙皓正在借酒消愁时，晋武帝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阴阳怪气地说：“听说江南人好作《尔汝歌》，你能来一首吗?”这个戏弄、侮辱的玩笑说明，在司马炎的眼里，孙皓既不是往日的吴君，也不是今日的归命侯，而是自己的俘虏和阶下囚。

而这位归命侯却并不是那乐不思蜀的阿斗，听了司马炎的侮辱之辞，他应声答道：“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见《世说新语·排调》）在这首《尔汝歌》中，那种沮丧无奈且深恶痛绝的抵触情绪，见诸于字里行间。所以尽管吴人名义上已经是晋室的臣民，但很多人怀有家国之恨，拒绝与晋室来往，诸葛靓就是其中一个。

       诸葛靓的父亲诸葛诞，被晋文王司马昭所杀，所以诸葛靓对晋室怀有刻骨仇恨。入晋后他被授以大司马的官职，却拒不应召。而且因为杀父之仇，经常背向洛水而坐。小时候，他曾与晋武帝有过交往。晋武帝很想利用这点老交情来笼络诸葛靓，可是诸葛靓的态度又使司马炎很难接近。凑巧诸葛靓的姐姐是司马炎的叔母，于是就请诸葛妃喊来弟弟，司马炎跑到叔母那里去见诸葛靓。见面后，司马炎在宴席上亲热地说：“还记得我们当年的青梅竹马的感情吗?”诸葛靓却说：“只恨我不能象豫让那样，吞炭漆身，为父报仇！” 原来，战国时晋知伯为赵襄子所杀，其门客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自己形状模糊，欲为知伯报仇（见《史记·刺客列传》）。听了这话，晋武帝只好灰溜溜地离去了（见《世说新语·方正》）。诸葛靓的复仇意识，恐怕不能仅仅理解为孝的表现；而是含有相当的忠义成分，即吴人对北人的仇视心理。

（本文节选自《雅雨丛谈：从吴姓侨姓关系解读魏晋南北文化的差异与隔阂》，《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