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爱书的人来说，关于书的一切都是幸福美好的。

我在1966年文革期间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批藏书，并登记造册，当起自己小小图书馆的管理员。从1978年上大学开始，进入到比较专业的藏书活动中。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涉足线装古籍收藏，更是一发不可收，规模愈来愈大了。

迄今为止，我的私人藏书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线装古籍，大约有5000种，2万册左右；二是平装书，大约有2万册左右。

对于一般藏书者来说，有几个难过而又必须过的坎儿。

首先当然是资金问题，这个问题倒是每位藏书者难以逾越的红线，只能量力而行；有多大实力，买多少书，这恐怕是难以改变的铁定规律。

其次便是书的存放问题。这存放问题好像藏书者们之间差距可就大了去了。无论是我本人也好，还是看过许许多多的藏书朋友的书房也好，总的感觉是多数人往往是急于买书，但存放条件却往往跟不上，所以也就容易造成买来的书被束之高阁的情况。当然也有令人企羡的特例。2009年，我应永信方丈邀请，参加少林寺举办的百场学术讲座。正好与著名藏书家，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同在一个批次。藏书问题成为那几天我们闲暇时候交流最多的话题。从他嘴里得知，他不仅有丰富的藏书，而且还有宽敞的藏书空间。他转述他太太的话说：“别人的太太能够在经济方面支持先生买书也就不错了，而我不但要支持先生买书，还要支持先生在大上海买一套专门用来藏书的三居室！”他不仅购置了专用藏书的三居室，而且还在每个藏书房间安装了像档案馆、图书馆那样的轨道推拉式书柜。在我认识的藏书家中，周振鹤先生的藏书条件算是最好的了。和他比，我自己显然就相形见绌了。1998年，我从南开前辈，前图书馆馆长冯承柏先生那里接手其先人，南开大学首任图书馆馆长冯文潜先生线装书时，因家中只有一居室无处存放，只能冒着丢失和被老鼠啃的危险，秘密存放在教研室的柜子中（因我本人那时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都在那里读书治学）。直到2000年，学校最后一次福利性质分房，我分到一套三居室，有了独立一间书房后，那批书才算初步走出密室，回到自己家里。但也只是部分能上架，其余还是打包在纸箱里。直到2014年搬进联体别墅，有了三个房间的书房，所有的书才算进入自己的位置。但这还是没有达到周振鹤先生的标准。

第三还有藏书的编目问题。说起来，我还算有点目录学超前意识。1966年，12岁的我刚刚有了一个抽屉藏书的时候，竟然就想到给自己的藏书编目了。当时正值文革高潮时段，我借来一部刻印传单用的钢板、蜡纸和油印机，仿照自己在大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做学生管理员时候了解到的图书编目方式，把那有限的书用油印方式刻写印刷出来。后来的平装书越来越多，反而来不及编书目了。好在线装古籍从开始收藏就一直有登记目录，到我的线装古籍上架后，基本完成了《尘故庵藏书目录》编纂工作。平装书则至今尚未进行编目。

第四则是藏书章了。在没有藏书章之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的藏书一般是用我的私人印章代替藏书章钤印。九十年代后书越来越多，便有了使用专用藏书章的想法和实施。但几个藏书章均不理想，于是索性期待等有了理想藏书章之后再把藏书一一钤印。所以，我九十年代之前的藏书还有早期的钤印，大部分藏书至今尚未钤印。

第五则是藏书票了。作为老藏书人，当然对藏书票不陌生，尤其对鲁迅那代人自己设计的藏书票心向往之。但因无缘这方面专业人士帮助，藏书票在我心里一直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目标。近年来通过《关东学刊》主编谢小萌兄的热情引荐，结识了著名收藏家和藏书票设计家崔文川先生。文川先生的藏书票设计在业内声名赫赫，很多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藏书票均出自崔兄之手。看过他给很多名家制作藏书票之后，大为企羡，便有了制作藏书票的想法，竟然得到文川先生的慷慨应允。在藏书票制作过程中，我和文川先生有过频繁交流。对藏书票的制作方式和方法不断讨论，几易其稿，终于心满意足。最初只是想设计一枚藏书票，后来感觉我的藏书中线装古籍和普通平装书还是有较大区别，便和文川先生协商能否分成两枚藏书票，不想竟慨然应允。而且用于线装古籍的《塵故庵藏書》藏书票一次定稿。《雅雨书屋藏本》最初的设计很有些逍遥自在情趣，作为一般文人藏书是很有味道了。但我个人的平装书专业性比较强，基本都是与我专业有关的文史领域工具书、古籍现代印本和大量学术研究论著。为了突出这个收藏特点和我本人学术研究的特点，我向文川先生建议以我研究的重心《世说新语》古籍页为背景，以江苏丹阳齐梁帝王墓“天禄”石像为主体图案。文川先生虚怀若谷，倾心接受，很快定稿。

以我与文川先生接触制作藏书票的过程，我能体会出他的藏书票制作何以能取得巨大成就，除了他本人艺术功底和收藏经历外，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与每位藏书票主人深入沟通，真正了解每位藏书票主人的藏书特点和收藏个性，乃至其审美取向。这其实也是每一位真正艺术家的成功要诀。

祝文川先生的藏书票设计继续走向无限美好和成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