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辽宁师院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老师有几把刷子印象都比较深刻，而且个性都很鲜明。

当时辽师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的头把交椅是康岘先生。这位看起来十分瘦弱的女先生却有十分过硬的出身背景。她毕业于西南联大，受业于西南联大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师。后来我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后，王达津先生听说我来自辽宁师院，还特地问我康岘先生情况。遗憾的是那时候康老师年事已高，而且身体不太好，只是给我们开过讲座，没有直接上课。

讲基础课的是王国玺老师。因为大部分同学是第一次系统接触文艺理论这个领域，加上文艺理论课程本身有较强的理论性，比较抽象。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作品积累比较难学。好在王老师备课极其认真，把文艺理论的几大块都做了系统的梳理，以简单化和条理化的方式向大家陈述介绍，大家基本上能够对文艺理论课做了基础了解。我本人因为之前学画时曾留心过一些艺术理论，这与文艺理论能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难度没有那么大。文艺理论的很多基础性范畴和理念，都应该感谢这门基础课的传授。不过坦白说，王老师讲课和学术水平一般，但是非常认真，认真到能把每次课全部讲稿内容倒背如流的程度。刚入学时，大家眼界有限，除少数同学外，大多数同学都为这位老师的背讲稿功夫所震慑和倾倒。后来眼界打开了，对这位老师则寄寓了更多的同情和遗憾。他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还有板书。他的板书遒劲有力，严谨整饬，与其性格和讲课风格完全吻合。

文革后不久，能开选修课的老师不多。所以大部分文学类选修课我都选过。文艺理论方面的选修课之一是马列文论研究，主讲者是叶纪彬老师。他是福建人，好像是华东师大毕业，业务基础很好。把马列文论讲得头头是道。我在这门课上所受益的，除了课堂基本内容之外，其中比较重要的课程内容是听叶老师系统讲述了南开大学张怀瑾先生提出的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学艺术发展不平衡的学说。这个课堂收获几乎对我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原因是我后来考取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时，考试科目中有一门基础课“文艺理论”，命题老师正是张怀瑾先生。其中关于他的代表性学说（政经与文学发展不平衡学说）正是重要的考试内容之一。我因为认真听过叶纪彬老师的选修课，该题回答比较顺利。而我入学考试的竞争对手，其中包括著名学者庞朴先生的女儿庞煌君。由于80年代初社会环境的关系，马列的东西被潮水般涌入的西方其他文化学术知识所取代。所以，张怀瑾先生的不平衡理论成为他们未能如愿入学的杀手锏。直到今天我都想不清楚，这事对我来说，到底是喜还是悲？ 1997年，我应邀到福建武夷山出席由福建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小说史会议，竟然意外巧遇叶纪彬老师。本来这个会议和叶老师的文艺理论专业方向关系不大，但叶老师是福建人，和会议主办方熟悉，也就公私兼顾地回了一次老家。不过这次巧遇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我和叶老师也做了亲切交流和详细汇报，他为我取得的成绩高兴，并祝我继续努力，取得更大成绩。

文艺理论还有一门选修课是刘长恒老师的“《文心雕龙》研究”。刘老师是辽师的大才子，是当时大连市文化届名流，据说后来调离辽宁师大，就任大连市教育局副局长。说他是大才子的切身感受是，他本来是文艺理论专业方向。但因文艺理论专业职称晋升对外语考试要求较高，而刘老师当时外语水平似乎不足以应付那个考试。而当时古代文学专业的职称外语考试可以用古代汉语替代。于是刘老师找到一个突破点，把研究方向向古代文论方面延伸。这样既扩展了研究领域，又解决了职称晋升的外语考试问题（古代文论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领域）。他开设的“《文心雕龙》研究”使用的是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做教材，采用作品选讲的方式，选择重要篇目串讲分析。在串讲过程中充分发挥他强大的文艺理论功底，把许多文艺理论重要范畴理念融注于《文心雕龙》分析串讲中。我那点《文心雕龙》的根底，主要来自于刘老师这门课程。说他是大连市文化届名流，指的是当时大连市文化届有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集中了大连市文史研究领域的大咖。其中包括声名赫赫的于植元先生，还有大连图书馆古籍部两位专家，一位是对我考研和专业发展有过直接辅导点拨恩泽的王多闻先生，一位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杨大建的父亲杨力生先生。而刘长恒老师则在此圈子当中。有一次某年国庆节，我去王多闻先生家去拜访请教，正遇上他们这个圈子在聚会，我亲眼看到自己的老师在此圈子中，感到很亲切。

不过让学生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是，不知是因为“同行是冤家”，还是因为“文人相轻”，刘长恒老师和叶纪彬老师两人的私人关系不睦。这是当时辽师中文系上下都知道的事情，还有同学看到，有一次在教室走廊，两人不知因为什么又争吵起来，几乎动了拳脚。这件事对我心底产生的影响就是学界不是纯粹的世外桃源和象牙之塔，而也是同样有人间烟火和各种是非。这些在我本人后来的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也程度不同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