饺子是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人最喜爱的食品之一。它不仅以其独特的造型在中国饮食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其加工细致、饭菜合一的构想也非常有助于人的胃口消化。

据史料记载，大约东汉到三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发明的饺子的制作方法。有人还把著名中医张仲景作为饺子的发明者。民间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已有相当盛行。饺子一般要在年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好，待到半夜子时吃，这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伊始，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所以北方春节把吃饺子作为过年的象征，不吃饺子就等于没有过年。就连杨白劳在那样贫寒的境地中，也要想方设法买上二斤白面和猪肉，回家给喜儿包饺子，以示过年的程序。
           过年吃饺子有很多传说，一说是为了纪念盘古氏开天辟地，结束了混沌状态，二是取其与“浑囤”的谐音，意为“粮食满囤”。另外，民间还流传吃饺子的民俗语与女娲造人有关。女娲抟土造成人时，由于天寒地冻，黄土人的耳朵很容易冻掉，为了使耳朵能固定不掉，女娲在人的耳朵上扎一个小眼，用细线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端放在黄土人的嘴里咬着，这样才算把耳朵做好。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就包起饺子来，用面捏成人耳朵的形状，内包有馅（线），用嘴咬吃。
           饺子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节目食品，究其原因：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取“招财进宝”之音，二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祈望。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甚至硬币等包进馅里。吃到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吃到硬币则意味着要发财了。有一年春节我们大家庭包饺子，里边放了硬币。我侄子为了吃到硬币，把胃口都吃撑了，第二天什么美味都望而兴叹，只能求助于“三九胃泰”了。

在我少年学习做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学包饺子了。最初的时候是大人包饺子的时候在旁边看，有时大人忙不过来，便让我帮忙擀皮儿。开始不会像大人那样一手滚动擀面棍，一手迅速转动面皮，让其均匀受力，把一个小面团转瞬之间变成一个小碟子一样的薄薄面皮。我只是把面团放在面板上，用两只手顺一个方向来回擀，擀成一个椭圆形。然后再把面皮调整九十度，把椭圆形尽量擀成圆形。由于面团不是正圆形，常常越擀越偏，形状也变得七扭八歪。为此常常受到大人的讥笑。

当时正在文革停课时期，没有课程的压力，所以经常帮妈妈作些家务。每次包饺子我都是主要的小帮手。因开始擀皮不过关，总也上升不到“包”饺子的级别，所以心里很着急，便想尽办法提高技艺。先是让两手擀皮像个模样，然后又偷偷练习一手擀、一手转动面皮的“高难动作”。终于擀出了像大人擀的那样的薄薄、圆圆、中间隆起、周边翘起的漂亮的饺子皮了。

饺子皮的过关，使我得以进入“包”的工作程序中。包，比擀皮的难度还要更大。首先，放馅量要合适。多了容易合不拢，或者把饺子皮撑破；少了则瘪瘪的令人没有食欲。其次，要把周边捏紧，否则就容易“露馅”。第三，最重要的就是美观。饺子虽然好吃，但人们对其造型要求极高。形状丑陋，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样子，不会引人下箸。先是妈妈向我传授了她的方法：放好馅后，先在中央脊背部捏住固定。然后从两边逐渐向中间捏合。这样虽然慢一些，但容易把握形状。后来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一位客人，正赶上家里包饺子（忘了是谁了）。此人好像在饭店学过专业包法，不仅可以同时擀三个饺子皮，而且还可以两手合捏，一次成型。他的包法让我五体投地，发誓一定要学会。可是这种“高难动作”可不是朝夕可就的。为此我反复琢磨，不知练了多少次，受过多少次嘲笑和训斥，但最后终于还是练成了。我包的饺子不但达到两手合捏，一次成型的要求，而且在造型上也独具一格：中间小肚子隆隆凸起，让人感受到里边肉馅的球状感，特想入口。周围按手指的指纹形成的纹理自然而有节奏，仿佛一个展翅欲飞的小燕子。尤其是一排排饺子摆在盖帘上，整整齐齐，那一道道中线连成一线，像是一幅好看的花纹图案。

如此成功的包饺子技术，使我在家里的“饺坛”地位迅速窜升为头把交椅。每次家里包饺子，我必然居于最高技术含量的“包”的位置。而且还经常陶醉于包完之后，大家看着我的成果赞不绝口的那种成就感。于是，包饺子成了我厨艺当中比较拿手的好戏之一。

后来有几次印象很深的包饺子活动，算是我包饺子技术的露脸之处。

我在中学任教期间，曾经受命担任代理团委书记。1975年那一年暑期，我带全校学生干部去部队接受军事训练。那时因文革冲击，经济停滞，副食供应紧张，我们50多名师生要自己动手开伙做饭。我们专门指定一位老师带领几个学生组成伙食班，为大家做饭。可大家离开家，总嫌饭菜不好。负责厨房的老师也向我哭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衷，并表示如果不给想办法，她就可能“辞职”。情急之中，我想到了用我的强项来解决一下眼前的困境。按照当时的集体伙食规定，我们包饺子的面粉没有问题，但猪肉无法解决。为此，我找来一位学生，她爸爸是当时大连警备区后勤部参谋长。我向她说明了我们的困难，希望她爸爸能助我们一臂之力。这位同学果然不辱使命，当天就背回来30斤猪肉。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我又让各班推荐几位会包饺子的同学，加上我们几位老师，组成一个10人临时“饺子工作组”，由我任组长。我们大致计算一下，每人平均需要40个饺子（这是那个年代的胃口，现在打死我们也吃不下的），50人大约需要2000个饺子。那几位老师和同学虽然会包，但都还是初级阶段的包法，一点一点捏合而成。这样时间很慢。这倒给了我大显身手的机会，我让两位师生给我擀皮，飞速捏了起来。最后大致数了一下，我自己大约完成了2000只中的四分之一。大家吃着鲜美的饺子，齐声表示这顿饺子无论从创意，还是操作，都要感谢宁老师啊。

还有一次是我读研究生期间，在我导师刘叶秋先生家里。我和先生及师母的关系如同亲人一般，每次去北京都吃住在先生家里。师母拿我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也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也像家人一样孝顺师母。当我知道师母喜欢吃水饺之后，心里暗喜，就向师母表示要给师母包饺子吃。师母非常高兴，就准备好了材料，让我表演起来。在师母的老姐姐大姨的帮助下，我从和面，到和馅儿，再到包，全部拿下。先生师母吃得赞不绝口，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直到先生逝世后，我去北京看师母，师母除了嘱咐我从天津带些她喜欢吃的食品外，有时还特地嘱咐我，让我白天去办事，她和大姨把饺子面、馅准备好，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包饺子吃。当然，这时候的饺子，已经不是一种技艺的展示，而是我和先生师母全家深厚感情的结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