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写了很多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也编织了许多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但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永远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常常龃龉抵牾，为了某一方而牺牲了另一方。

比如晁盖在曾头市中箭受伤后，临终前留下遗嘱：“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对此，有人认为这是《水浒传》的作者塑造晁盖这个人物的败笔。因为接班人的问题对于梁山起义事业来说至关重要，晁盖不考虑梁山的起义大业，只考虑为自己报仇，以“梁山泊主”作为悬赏的筹码，来奖励给他报仇的人，这实在有损于这位晁天王的正面人物形象性格。

其实，作者这样写遗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出于塑造晁盖这个人物形象的考虑，而是出于情节的安排。因为晁盖死后，紧接着就是请卢俊义上山，还要当第二把手。而单凭卢俊义的为人和武艺，很难这么快就立刻突击提干；而让他完成晁盖的遗嘱中提出的要求，是让他当上第二把手的最好方法。

又比如宋江在浔阳楼题的《西江月》词和七绝诗。在《西江月》词中他说自己“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我们知道这位黑三哥从来都是慈眉善目，性情温和，完全不是这两句所描绘的一副凶猛面孔；下面两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也是莫名其妙。他的仇人明明在山东郓城，他为什么要跑到江州来“血染浔阳江口”呢？

更挨不上的是那首七绝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且不说江州和吴国相差千里，就说“心在山东”就不符合实际。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当宋江经过梁山时，众头领要救他上山，替他打开枷锁，他却双膝跪地说：“此乃国家法度！”坚决不肯上山。哪儿来的“心在山东”呢？后面两句的“凌云志”和“笑黄巢”也是如此。小说中的宋江哪里有过什么黄巢之志？不要说他在身陷囹圄，枷锁在身时是安然遵守“国家法度”，就是他手握重兵，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也没有表露过“敢笑黄巢不丈夫”的意思，而是以教徒祈祷的面孔忏悔道：“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而他的“凌云志”就是“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所以这两首诗词完全不符合宋江的人物性格。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让宋江在江州来题反诗呢？这还是为了情节安排的需要。

在《水浒传》前半部分的人物出场安排上，大多数人和宋江有关，作者让他们借助和宋江的关系来上梁山。宋江不仅是书中的领袖人物，也是联结人物关系的纽带。象晁盖上山、武松出场，都是由宋江牵线搭桥。“武十回”结束后，宋江又去联结清风山燕顺、王英，然后去青州府，“夜游小鳌山”，引出“花荣大闹清风寨”，把花荣、秦明、黄信引出带上梁山。可他自己却不能上山，小说里写的是他突然接到家信，父亲病故，所以返回郓城县，实际上是他在小说情节结构的纽带作用还没有完成。后面江州那边李逵、戴宗、李俊、张顺等好汉的出场还要靠宋江来联结。这些联结任务完成后，他才能和他们一起上山。而题反诗的故事不仅能把那几个人物都串联起来，而且也断绝了宋江过平民百姓生活的可能，非上山不可了。从这个角度看，题反诗的故事尽管损伤了宋江的人物性格，但因此而在情节故事的安排上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它也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