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历史的不同记载：

《世说新语》与《三国志》诸书对比举隅

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

内容摘要：如果把《世说新语》与《三国志》、《晋书》等相关史书中的有关部分放在一起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世说新语》的编者很少从之前史书中选取有关魏晋士族在政坛上角逐争战的事件，而是将对于这些角逐争战表示厌倦和疏离的精神取向作为自己编书的主要取向；而《晋书》的作者则双管齐下，既把那些军政大事作为主要线索，同时又大量吸收了《世说新语》中的遗闻故事；相反，那些接近史实的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吸收。从中可见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对其著述材料撷取具有直接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世说新语》；《三国志》；三国历史；对比

世家大族经济实力的迅速膨胀，必然导致其政治欲望的增强。从曹魏时期开始，世家大族便开始在政治上寻求利益和地位。但到西晋为止，士族并不具有与皇权分权的能量。只是在在八王之乱，西晋灭亡之后，世家大族才坐收渔利，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核心，形成与皇权分权的局面。这就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所谓东晋门阀政治[⑩]。本文打算强调的是，士族从角逐政坛的时候开始，无论是处于觊觎政权的企望争夺时期，还是在占据权力核心的门阀政治时期，均对政治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然而却又融为一体的态度，一方面是拼命地接近政治权力核心，另一方面却又极力作出淡漠和疏离政治的架式。令人容易产生误解的是，士族对于政治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在不同的史籍中得到了不同的记载和反映。有的偏重其热衷政治者，有的则偏重疏离政治者。其中既有多寡之别，也有好恶之分。于是人们容易把自己看到的有限的记载士族政治态度的文献视为全面情况。这就需要对这两方面的材料加以对比，在对比中看到士族政治态度的全面情况；并充分注意到不同的记载取向对于士族乃至整个文人人格构建的作用和意义所在。

作为魏晋文化的百科全书，《世说新语》对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行为作了多方面的反映。但有一点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如果把《世说新语》与《三国志》、《晋书》和《资治通鉴》及其它魏晋历史的史书中的有关部分放在一起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世说新语》之前或者同时，已经出现大量记载魏晋历史的各种史书[11]，但《世说新语》的编者很少从中选取有关魏晋士族在政坛上角逐争战的事件，而是将对于这些角逐争战表示厌倦和疏离的精神取向作为自己编书的主要取向；而《晋书》的作者则双管齐下，既把那些军政大事作为主要线索，同时又大量吸收了《世说新语》中的遗闻故事；相反，那些接近史实的内容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吸收，使《资治通鉴》成为史家可以信赖的信史。这大概可以作为汤因比那句名言的一个注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都印上了他本人及其时代的痕迹。那么，后人对他们著作的研究，就需要在他们著作本身与其所要反映历史的落差中去正确地认识那个历史和作者本人。就《世说新语》而言，就是要弄清从正史角度看，魏晋士族政治心态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政治心态又是什么？二者之间有何差异？对这种差异的认识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何意义？这些问题连同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深入认识，庶几会对《世说新语》及其所反映的魏晋文化有较为深层和立体的了解。

一、魏晋士族的政坛沉浮

由于《世说新语》的编者回避了魏晋士族在魏晋政坛上沉浮消长的许多实际内容，所以这很容易给初读《世说新语》而又不大了解魏晋历史的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这些士族文人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出入神仙境界的世外桃源中人。这就需要对那些似乎是超然物外的士族文人的另一生活侧面有所了解，并通过它来分析《世说新语》的内容取向的意义所在。

从东汉后期开始，随着世家大族经济力量的迅速崛起，他们逐渐开始提出政治要求。如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在曹魏时期就曾借恢复五等爵的名义，企图使大族的庄园经济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并在司马氏执政之后得到实行[12]。从陈寅恪开始，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曹魏政权与司马氏的矛盾是寒族势力与世家大族势力之间的矛盾[13]。本来曹魏政权采取了许多限制士族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可能，如曹操在建安十年（205）平定袁绍后就曾发布过制裁朋党的命令[14]，其矛头就是对准积极参与浮华清议活动的大族名士的。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阻挡住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称霸政坛的野心。从这个角度看，司马氏政权取代曹魏政权的确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看，司马氏对政权的欲望就代表了世家大族对政治全力的强烈要求，而绝不是疏离和冷淡的态度。

然而事情还并非如此简单，司马氏取得政权并不完全意味着整个世家大族都成了世界的主宰，社会环境就完全变成所谓“门阀政治”了。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为以往学术界所忽视的是，人们忽略了司马氏集团在取得政权后其自身角色地位的质的变化。在曹魏时期，司马氏与曹党的关系既是大族与寒族的关系，也是君权与臣民的关系。他尚可以以大族的代表自居。而司马氏一旦南面称君，他的大族出身虽然没有改变（也无法改变），但君权却实际上成为使其与其它大族隔离开来的异己力量。它与其它大族的关系又如同从前曹魏政权与自己的关系。这样，他们的政权只是司马氏的家天下，而不是整个门阀士族的天下。无可否认的是，司马氏也实行许多保护世家大族的政策，特别是曹魏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的九品官人法在西晋时期又继续得到贯彻落实。社会上也的确形成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和“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但这些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其它大族又如同当年的司马氏对曹魏政权一样，还要对司马氏俯首称臣。他们既要以自己的家族实力向司马氏换取政治筹码，又要忍气吞声地服从司马氏的指使和摆布，希望在这些残汤剩饭中发现珠宝和金银。

翻翻《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人们不难看到，在魏晋政治风云变幻的每一环节，都离不开士族的积极参与和活动奔波。《世说新语》中许多挥麈谈玄、超然物外的风流名士，竟然对政治角逐表现出偌大的兴致。在魏明帝死后，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政权与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尽管许多世家大族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倒向，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力争在政治角逐中捞到好处和实惠，甚者或不惜损人利己，出卖同志；或朝秦暮楚，随风摇摆。在《世说新语》中好与人论“天人之际”的玄学开山大师何晏实际在政治上很不洒脱。翻开《三国志》，人们清楚地看到：他本来与邓飏、李胜、丁谥、毕轨等人一起依附曹爽，与邓飏、丁谥并为尚书，典选举，成为曹党的一员干将。但当他与曹爽的关系内幕被宦官张当出卖后，先是受司马懿的委任，审理曹爽一党的案件。为了摆脱干系，他不顾往日的情分，对曹党人员穷追不舍，可最终也没有摆脱与那些曹党同仁同样的下场[15]。在玄学理论上，何晏以“以无为本”为理想君王的人格境界寻找哲学根据，这与他投靠曹党的政治选择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但他以朋友故旧为代价，企图换回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做法，就不仅表明他已经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政治初衷，而且与《世说新语》乃至中国文人崇尚的人格气节，也是大相径庭的。

与何晏情况相似的还有山涛。关于山涛为人可非议之处人们已经说了不少，这里仅就他在政治上的投机心态在部分士族文人中的代表性再说几句。如果说“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人为文人的人格可以牺牲（至少是部分牺牲）自己的政治利益的话，那么山涛则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为政治利益可以舍得放弃许多东西的人。他在入仕前，曾对妻子说过这样的话：“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1]( P1228 )可见，他是把具有宰相权力的三公之职作为自己的人生最大目标的[16]。至于为哪位君王来作三公，他没有提到，大约是无关紧要。后来的言行，证明了他是如何亦步亦趋地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从血缘姻亲关系上来说，他本来与司马氏有些瓜葛。他的从祖姑就是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宣穆后）[17]，按道理他始终应当是司马氏集团的中坚和骨干。可他年轻时族人向司马懿夸耀山涛，说他将与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共同治理国家的时候，却曾被司马懿戏谑为“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2]( P167)说明那时司马懿还没有把山涛这一门姻亲视为政治同盟者。而山涛也堂而皇之地在曹爽政权下做了官。然而正当曹爽表面上势焰灼天，不可一世的时候，山涛却敏感地觉察到司马懿养病在家背后的真正原因，并因此而决定急流勇退[18]。隐居后的山涛大概是要以此造成一种舆论，让人相信他是嵇康、阮籍一样的高洁隐者，以免为曹爽一事沾包。这一招果然灵验，当司马氏政权已经大权在握，政局已经基本明朗时，他又跑到司马师那里去请求作官。司马师便半真半假地试探他：“吕望欲仕邪？”由此便青云直上，终于在景元二年（261）受命为尚书吏部郎，成为司马氏政权中炙手可热的中坚分子，圆了他自己当年位至三公的旧梦。

他的这些忽隐忽仕的举动往往让人们摸不清他的真实面目，但最终还是能够认清他欲仕故隐，以隐邀仕的真实意图。孙绰曾说：“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为龙门津，则当点额暴鳞矣。”[1] (P1544)今人余嘉锡也直截了当地指出：“巨源之典选举，有当官之誉。而其在霸府，实入幕之宾。虽号名臣，却为叛党。平生善与时俯仰，以取富贵。迹其终始，功名之士耳。”[2](P537)更有甚者，余氏还进一步鞭挞山涛的无耻嘴脸：“涛一见司马师，便以吕望比之，尤见赏于昭，委以心腹之任，摇尾于奸雄之前，为之功狗。是固能以柔媚处世者，宜其自以为度量胜嵇、阮，必当作三公也。呜呼！观于竹林诸人之事，则人之生当乱世而欲身名俱泰，岂不难哉！然士苟能不以富贵为心，则固有辟人辟世，处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虽不为山涛，岂无自全之道也欤？”[2]( P537 )《晋书·山涛传》：“（涛）又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势争权，涛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钟会作乱于蜀，而文帝将西征。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邺，帝谓涛曰：‘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1]( P1224 )余嘉锡对此论道：“夫钟会之为人，嵇康所不齿，而涛与之款昵，又处会与裴秀交哄之际，能并得其欢心，岂非以会为司马氏之子房，而秀亦参谋略，皆昭之宠臣，故曲意交结，相与比周，以希诡遇之获欤？至为昭居留守之任，以监视魏之王公，俨然以钟繇、华歆自命。身为人作伍伯，视宗室如囚徒，非权奸之私昵，谁肯任此？与时俯仰是矣。然实身入局中，未尝心存事外也。”[2](P681)又《资治通鉴》卷八十：“帝及許之。……贾充、荀勖、冯紞固争之。帝大怒，充免冠谢罪。仆射山涛退而告人曰：‘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释吴为外惧，岂非算乎？’”胡三省注：“山涛身为大臣，不昌言于朝，而退以告人，盖求合于贾充者也。”[3]^（P2558）余嘉锡谓：“胡氏此言，深得涛之用心。盖涛善揣摩时势，故司马氏权重，则攘臂以与其逆谋；贾充宠盛，则緘口以避其朋党。进不廷争，以免帝怒；退有后言，以结充欢。首鼠两端所如辄合。此真所谓心存事外，与时俯仰也。传言‘涛再居选职，每一官缺，辄拟数人，视帝意所欲为先’。其迎合之术，可谓工矣。操是术以往，其取三公，直如俯拾地芥，岂但以度量胜嵇、阮而已乎？”[2]（P681）余嘉锡的话虽然未免过激之嫌，但即使将余氏的话打上一半折扣，也洗不掉山涛一个将政治利欲熏心视者的形象。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司马氏政治地位的确定，士族文人与司马氏的关系由同为大族的平等关系变而为封建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士族文人的政治心态也由此出现了分化，一些人开始以疏离政权的态度表示对政治的冷漠，如嵇康、阮籍等，还有许多人则把自己的政治出路维系在司马氏政权上，干脆与司马氏绑在了一起，以期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司马氏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整个士族都成为政权的核心，而是意味着他们又要卷土重来，继续为政治出头而艰辛地忙碌。

二、《世说新语》中的士族政治心态

对于魏晋士族在政坛上起伏消长和刀光剑影的争杀之状，《世说新语》基本上没有作正面的反映，但一些故事却能从侧面看出那些激烈残酷的政治权力争夺在士人心态上所留下的蛛丝马迹和各种投影；更为主要的是，《世说新语》以主要的篇幅，反映出士族文人对疏离和淡漠政治心态的向往和热衷。

对于魏晋以来某些士族名士的追逐政治利益，邀取名声的行为，《世说新语》记载不多，且大抵持否定和讥贬的态度：

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帝问曰：“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群曰：“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刘注引华峤《谱叙》：“魏受禅，朝臣三公以下，并受爵位。华歆以形色忤时，徙为司空，不进爵。文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命，百辟莫不说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邪？’群起离席长跪曰：‘臣与相国曾事汉朝，心虽说喜，义干其色，亦惧陛下，实应见憎。’帝大说，叹息良久，遂重异之。”）[2]（P281）

“义形于色”典出《公羊传》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其义形于色奈何？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陈群身为汉代朝臣，眼见自己的君王被废黜而听之任之，却还要自比孔父之“义形于色”，实乃无耻之徒。故而清人李慈铭愤而叱道：“案陈群自比孔父，义形于色。可谓不识羞耻，颜孔厚矣！疑群尔时尚未能为此语。与其子泰对司马昭‘但见其上’之言，皆出其子弟门生妄相附会。如华峤《谱叙》称其祖‘歆以形色忤时’，狗面人言，何足取信！”[14](^p239)宋人洪迈也感叹道：“夫曹氏篡汉，忠臣义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纵力不能讨，忍复任其朝为公卿乎？歆、群为一世之贤，所立不过如是。盖自党锢祸起，天下贤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尽，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风不竞，悲夫！”[5]^（P125）余嘉锡也论道：“华歆为曹操勒兵入宫收伏后，坏户发壁牵后出，躬行弑逆。是亦魏之贾充，何至‘以形色忤时’！歆、群累表劝进，安得复有戚容？莼客以为出于其子孙所附会，当矣。《容斋》以二人为一世之贤，犹未免流俗之见也。”[2]（P281）与父亲陈群相比，陈泰虽然同为司马氏的同盟者，但其处事似乎不像父亲那么虚伪和无耻：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2]（P287）

据本条刘注引干宝《晋纪》的记载，当司马昭召集朝臣商议曹髦事件时，陈泰没有出席。司马昭让其舅荀顗召之，陈泰竟然骄傲地对荀顗说：“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后来“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不仅如此，当司马昭告诉他“公闾（贾充）不可得杀业，卿更思余计”时，陈泰遂“厉声曰：‘意唯有进于此耳，余无足委身也！’归而自杀”[19]。杀高贵乡公曹髦是司马昭上台前的一大举动，也是他无法向世人交代的一大难题。他本来想从陈泰这里讨得一点逃脱责任的妙着，不想却被陈泰逼进了绝路。因为贾充是司马氏更为信任的死党，司马昭还没到需要用贾充的生命来维护自己的脸面的地步。但在陈泰看来，你不杀贾充，便只好自己承担弑君的罪名了[20]。这就更加突出了陈泰的疏离心态。相比之下，尽管陈泰的表现比其父要有出息。然而父子二人的升迁利益都要取决于代表皇权的司马氏，这一点却是共同的。

对于那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士族文人，《世说新语》的编者一方面不能接受他们的躁竞入世之举，但有时也能体谅出他们的某些难言之隐和内在衷曲，对其热衷政治活动给予某种同情和合理的解释。如：

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飏曰：“此老生之常谈。”晏曰：“知几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吐诚，今人以为难。今君一面，尽二难之道，可谓‘明德惟馨’。《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2]（P552-553）

光从文字字面上看，这段文字还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关键之点在于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请管辂作卦和管辂劝戒他们的意思到底何在？有的学者将管辂的劝戒解释为他借解说卦理，劝谏何、邓二人明存亡之理，辅佐君主；何晏引用《诗经》也表示他接受了管辂的建议[21]。实际情况是何晏对管辂的建议心领神会没有错，但管辂劝戒他们二人的话，用意可并不在于让他们去辅佐君主，而正是相反。本条刘注所引《辂别传》已经将此事的背景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和说明，而《三国志·管辂传》在收录《辂别传》时又将其意思表达地更为明确

晏谓辂曰：“闻君著爻神妙，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辂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电，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今青蝇臭恶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飏曰：“此老生之常谈。”辂答曰：“夫老生者不见生，常谈者见不谈。”晏曰：“过岁更当相见。”辂还邑舍，具以此言语舅氏，舅氏责言辂言太切至。辂曰：“与死人语，何所畏邪？”舅大怒，谓辂狂悖。岁朝，西北风大，尘埃蔽天。十余日，闻晏、飏皆诛，然后舅乃服。[4] (P820)

很显然，何晏对自己的政治结局胜负与否并没有把握，所以他才向管辂占卜问卦。而管辂并没有完全从卦象的角度解释，而是根据个人对曹魏集团已经大势已去的时局认识，规劝何晏和邓飏应当急流勇退，躲避政治灾难。后来事件的发展果然证明管辂的英明预见。从《世说新语》中何晏的话来看，他对管辂的话还是深以为然的。只是他已经是势成骑虎，欲罢不能了。所以该条刘注引《文士传》说：“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著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何为怵惕惊？’盖因辂言，惧而赋诗。”与《三国志》中记载的何晏为摆脱自己的政治干系而不惜穷追朋友的劣迹相比，《世说新语》对这些积极入仕者的的记载似乎更能让人进入他的精神深处，去体谅他的苦衷，宽恕他因陷入政治旋涡不能自拔而造成的悲剧。

       当然，有些入仕者的入仕带有某种不得已或者是投机的性质，对此，《世说新语》往往不乏皮里阳秋的微讽：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22]。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刘注引《晋诸公赞》：“喜字季和，上党铜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艺学。宣帝为相国，辟喜，喜固辞疾。景帝辅政，为从事中郎，累迁光禄大夫，特进，赠太保。”）[2]（P77）

李喜对司马氏父子前倨后恭的真实原因是当司马氏与曹氏两大集团的政治角逐局势还未见明朗的时候，他不敢贸然倒向某一方面；而当司马氏的权威已经形成，他可以放心无忌地顺从一方了。况且，就司马氏灼天气焰来看，他很清楚再次辞官对他的命运将意味着什么。《世说新语》将其收入《言语》篇，与其说是表彰他的善于辞令，不如说是微讽他的看风使舵，明哲保身。《世说新语·言语》中还记载嵇康死后向秀入洛求官时的情景：“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2](P79)向秀以对古代士人崇尚的人格楷模巢由和许由的辱骂和贬斥，换来了狼子野心的司马昭的赞美和自己的一官半职。《世说新语》编者收入这些故事的用意和倾向所在，是不难把握的。

然而就全书的主流来看，《世说新语》的编者更为向往和张扬的是广大士族文人疏离和淡漠政治的心态。这也是它与许多正史的记载取向角度龃龉不合之处。如：

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2]（P589）

类似的传闻还有《何晏别传》：“晏小时，武帝雅奇之，欲以为子。每挟将游观，命与诸子长幼相次。晏微觉，于是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族不相贯坐位。’”[6]（P1817）这两则故事均不见《三国志》本传和《资治通鉴》收载，究其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它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丛残小语，而是因为它与正史以积极用世的正统观念相左。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何晏性格的另一方面，即他对曹氏家族有本能的距离感，实际上就是他性格中拒斥政治角逐的一面。而这一点，正是以刘义庆为首的《世说新语》的编纂者们所崇尚和热衷的价值取向。

三、正史、《世说》士族政治心态异同解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魏晋士族政治行为和心态的记载，正史和《世说新语》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较大的区别。正史一般比较注重的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作为社会一般分子在这一基本发展线索中的参与和表现。史学作为儒家正统思想的附庸，当然强调文人的入世和正统精神。清人章学诚曾针对后人因有司马迁发愤著说而认《史记》为谤书的说法提出批驳：“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在具体列举《史记》“经纬今古，折衷六艺”的正统观念后，章氏继续说：“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离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遗憾，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7]( P221)尽管作史者本人的态度和倾向不尽相同，但章学诚所倡导的基调是大体一致的。而《世说新语》作为小说野史，并没有这样的负担。它可以根据编者自己的好恶和观念，去营造和再现一种他所向往的人格精神。应当指出的是，这种被刘义庆等人过滤和认定的魏晋士族文人精神尽管只是历史真相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它在文人群体中具有广大的市场，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所以它才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后人误认为是魏晋历史的真实和全部。以至于有相当多的人（尤其是不了解魏晋历史的读者）往往认为读了《世说新语》，就等于了解了魏晋历史和魏晋文化。这种肤浅认识的真正危害并不在于它对人们全面掌握魏晋历史的消极影响，而是在于它极有可能使人们忽略对《世说新语》这样的杰出作品的真正独特魅力的感受和把握。这就需要我们在看到二者差别的同时，认真分析二者各自的功能特征，尤其是他们对文化传承过程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独特魅力，进而真正达到对《世说新语》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的深层把握。

对一个时代的精神主潮的客观认识和把握，特别是对一个时代精神潮流的价值认定，应当是事过境迁、尘埃落定之后的事情[23]。但这种认定不是杂乱无章的网罗，而是根据一定价值取向的遴选。进入刘宋以后，魏晋士族文人的风采开始受到广大士人的青睐和追慕。“王准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8] (P1623-1624)；顾觊之也“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8]( P2079)。然而仔细辨析，就可以发现，刘宋时期人们是按照“激浊扬清”的倾向来追忆往事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喜闻乐道的，是那些染濡玄风，神超形越，并具有相当的边缘色彩的上流名士。如羊玄保将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取为羊戎、羊咸、羊粲。“戎”、“咸”即为“竹林七贤”中王戎和阮咸。“粲”则为正始名士荀粲，以深于挚情而著称于世。仿荀粲为名的还有刘宋时袁粲。袁粲原名愍孙，“幼慕荀奉倩之为人，白世祖，求改名为粲，不许。至是言于太宗，乃改为粲，字景倩焉”[8](P2231)。不仅如此，袁粲还曾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文中以虚构的狂泉国表达自己对嵇康那种狂诞之风的向往：

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见。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9] ^（P2682）

文章末句“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应当说是当时一般士人的普遍心态。也是魏晋士族精神最能为后人张扬的部分。其他如刘裕见王景文便称“见王智，使人思仲祖（王濛）”[8](P2177)，张绪称陆慧晓为“江东裴（楷）、乐（广）”[10] (P805)等，均可见刘宋人所接受和推崇的魏晋士族精神，是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堪称时代前卫先锋派的弄潮儿。如果说这些士族先锋分子在经济上的特征是蔑视金钱，崇尚清俭之风的话，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则是推崇疏离政权核心，保持独立人格的边缘人物。

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么也就很容易理解在刘宋人所推崇的魏晋士族名士名单中，为什么没有钟会、荀勖、贾充乃至刘璵这些不齿于士林的人物的名字。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是“竹林七贤”，后人却将嵇康和阮籍的地位抬得至高无上，王戎、刘伶、阮咸的地位次之，山涛和向秀却未免等而下之了。颜延之在其《五君咏》中，选取的就是七贤中他认为能够具备这种特征的五个人物：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并对他们在疏离政治、抒张个性的举止给予由衷的赞美。前四位倒无可争议，对于向秀，颜氏所肯定的也只是他性格中与“竹林七贤”的精神实质相吻合的部分：“向秀甘淡薄，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11](P1236) 尽管入洛改节后的向秀受到后人的非议，但这也不能改变他早年在倡导玄风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新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刘注引《竹林七贤论》：“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2](P206）

所以罗宗强先生认为：“在曹魏时期，向秀和嵇康一样，是追求适性任情的名士，虽然他的玄学基本观点与嵇康不同，但是在行为上取自适以为乐，不受世务的羁缚，不卷入政局的是非则一。”[12]（p171）还说：“向秀的改节，实在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12]（p173）所以，人们惋惜和鄙视的，是向秀改节后的卑躬屈膝，而不是改节前的超然境界。这与刘宋人推崇魏晋人疏离政治、高蹈玄风的取向没有任何矛盾。

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的刘义庆及其门客，当然会在《世说新语》的编纂过程中理所当然地贯彻这一取向原则，将疏离政治，追踪个性的士族名士作为全书彰扬的主角。况且刘义庆本人虽然身为藩王，但因刘宋王朝中骨肉相残事件屡屡发生，所以他如同惊弓之鸟，“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故而有自请外任之举。应当说，刘宋时人以魏晋士族中疏离政治一类人物为楷模的取向，与刘义庆当时因惧怕刘义隆的屠刀而胆战心惊，疏离政治的心态是完全一致的。了解了这样的背景，我们也就明白刘义庆等人为什么对于何晏积极参与政治，乃至企图卖友求生的丑恶嘴脸不感兴趣，却对他不与曹氏家族为伍的故事津津乐道；为什么既讽刺向秀的卖身投靠，又肯定他的自适之乐；为什么既赞美谢安的东山隐居之乐，又挖苦他的改志出山，等等。从而说明刘义庆等人对于魏晋士族政治心态的记录，不完全是客观的实录，而是带有相当的主观色彩的遴选。

这种现象大概可以在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历史哲学中得到解释。柯林武德不满意十九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影响下流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哲学和史学。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3]（p303）的前提下，他对实证主义的史学提出了批评。他说：“汤因比（A. J. Toynbee）没有能看到这一点，因为他的总的历史观归根到底乃是自然主义的；他把一个社会生命看作是一种自然生命而不是一种精神生命，根本上是某种纯属生物学的东西并且最好是根据生物学的类比来加以理解。而这一点则与他从来没有达到过把历史知识看作是过去在历史学家心灵中的重演的概念这一事实有关。他把历史看成是一幕纯粹的景象，是由历史学家所观察和记录的事实而组成的某种东西，是在外部呈现于他视野之前的现象，而不是他必须入乎其内并必须使之转化为属于他自身的那些经验。”[13](p236)他的分析论述倒使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沿袭已久的史学传统从总体上说比较接近于他所说的那种自然主义的史学；而《世说新语》这样的正史之余、小说家言倒的确是刘义庆等人“入乎其内并转化为属于他自身的那些经验”。这两种史学思想孰优孰劣我们姑且不论，它可以给予我们启发的，倒是《世说新语》通过编者们的带有倾向性的遴选，的确表现出他们在营造和倡导一种士人的人格精神。直到今天，我们将魏晋士族文人的政治心态和人格精神理解为疏离心态和独立人格，很大程度上是《世说新语》编者的这种遴选和认定所产生的影响力的结果。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世说新语》的编者对魏晋士族文人政治心态遗闻的辑纂，渗透了他们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是他们心灵中的历史。这正如柯林武德所说：“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只有在历史学家以他自己心灵的全部能力和他全部的哲学和政治的知识都用之于这个问题时，这种重演才告完成。它并不是消极屈服于别人心灵的魅力之下；它是积极的，因而也就是批判的思维的一种努力。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这种对他正在探索其历史的那种思想的批判，对于探索它的历史来说决不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它是历史知识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条件。”[13](^p303)《世说新语》之所以能够在历代文人中享誉千古，就在于它与那些力争客观准确地反映历史然而却缺乏生气的某些正史相比，提供的是编者遴选后具有生气特色并与历代文人的意趣相吻合的精神楷模和人格规范。从这个意义上看，柯林武德的观点似乎不无可取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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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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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13]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14] 王利器.越缦堂读书简端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Three Kingdoms: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etc Comparative Examples

Ning Jiayu ( Nankai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 300071 )

Abstract：If put the relevant parts of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 Jin Book and other relevant history books together, you will discover a strange phenomenon, the writer of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selected very little from the history books in the Wei, Jin about Nobles fought in the political arena on the race events, but highly commended in the spirit of war-weary and seclusion; and the author of Jin Book selected the two-pronged approach, put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 as the main clues, at the same time absorbing the anecdotal stories of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On the contrary,

Of those close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substance was in large part absorbed by Sima Guang's Comprehensive Mirror. By comparative, we can found that the ethos in different times will restricts the writing material of a publication.

Key words: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three kingdoms; contrast

    （本文原载《三峡论坛》201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