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宁稼雨先生提出并建构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已蔚为大观。笔者通过热眼旁观，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理论体系在构建“主题类型”叙事原理方面已成为精彩看点；而其努力践行的“中体西用”学术范式则成为这一理论体系建构的闪光点。当然，放眼展望，这一理论体系仍存在诸多新增长点，期待有所延展。笔者建言，从“事情类型”“事理类型”层面打开局面，或许会使得“中国叙事文化学”这项宏大工程显得更宏伟壮观。

关键词：叙事文化学   主题类型   中体西用   理事情

经过十多年磨一剑的不懈努力，宁稼雨先生提出并建构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体系业已产生较大反响，引起了众多学人的围观与热议。笔者由于长期从事中国小说叙事写人研究，因而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进程及相关成果一直是热眼关注，而今也情不自禁地将旁观所得，略陈一二，以求教于宁先生及学界广大同仁。

一、精彩看点：构建“主题类型”叙事原理

研究文学叙事，抓住“故事”进行“主题类型”分析，便抓住了关键。宁稼雨先生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命题，既抓住了这一突破口，目标较明确，理路较清晰。从其近些年来的代表性成果来看，可谓理论构建与应用全面开花。

首先，就其理论构建成果来看，《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中州学刊》2007年第1期）、《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体西用”范式重建》（《南开学报》2016年第4期），加之在《天中学刊》先后发表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迄今计有七篇）等。如此一路下来，宁先生及其团队成员打破了长期以来固守文体因素的做法，进而打破了同一故事仅仅局限于同一文体的壁垒，紧紧围绕中国传统经典“故事”探讨“叙事”问题，再加他们努力用“故事主题类型”将戏曲、小说以及其他叙事作品贯通起来，实现前后一脉的谱系建构。这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而也就有了这样一批富有创见的成果。

从这一理论的实践及应用看，“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用场之大和可操作性之强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他不仅主持并完成了《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2005年）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修订加工出版了《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一宏大论著。此外，一系列应用该理论，并标明“以中国叙述文化学为依据”的“XXX故事及其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之类的系列论文陆续推出，创意迭现。比如，按照这一理论梳理苏秦故事，便可将这一人物故事整合到“落魄―发迹”传奇经历以及世态炎凉体验上来；用这一理论审视马周故事的来龙去脉，同样可以看出“落魄一发迹”叙事主题类型的魅力，重新发掘古代文人“发迹变泰”故事的经典意义；以该理论来领略汉武帝故事的系列叙述，可以看到其功业与风流之于叙事的兴味；运用此理论来系统研究唐明皇故事，梳理各情节单元的演变轨迹，可以提炼出其“人鬼情未了”的审美价值，以及梨园文化的内在关联。在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所展开的这些系列故事的梳理中，笔者非常赞赏有的学者开始采取“心史”视角来探索某些“故事类型”背后隐含的人物心态、心境，这非常有利于深入地揭示某一叙事主题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及其经典意义。

综合各类成果可见，宁先生提出并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实际上主要开展了两项彼此相关联的工作：其一是，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其二是，对各个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个案梳理和研究。这一系列研究在提醒我们，宁先生是咬定“故事类型”这一关键不放松的，他也是一直在试图努力科学合理地确定故事类型的分类原则并逐渐付诸实施的。

二、闪光点：践行“中体西用”学术范式

从“名”与“实”视角看，“中国叙事文化学”首先是“中国的”，然后又是凸显“文化”的，因此，在抓住“故事主题类型”这一关键的同时，宁稼雨先生特别注重理论构建的本土化。他确立的“中体西用”理念使得“中国叙事文化学”构建基本上做到了名副其实。

自上世纪叙事学进入中国后，在许多人饥不择食地套用过程中，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注重将其中国化，注重从“文化战略”上重建这一理论体系。如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为鹄的，讨论叙述形式问题，努力追求中西合璧，具体深入。再如，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导言中也确立了“叙事理论与文化战略”相结合的研究宗旨，参照西方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叙事学理论，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智慧研究。还有，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致力于探索叙述文本中所存在的审美价值意义，倡导建构审美文化叙述学，注重透过形式意义探索叙述文本在社会历史、精神心理、文化积淀等层面的意义，也就是广义上的文化意义。基于这样一些研究，宁稼雨先生推出了《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等系列论文，强调“叙事文化”即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致力于用“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观重建中国文论体系，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他所谓的“叙事文化学”，首先立足于民间故事，通过大量民间故事演变的搜集与梳理，突出了“故事主题类型”的“文化性”。说起来，这种学术理路，前人也曾有所践行，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就曾导夫先路。但由于没有叙事理论做支撑，因而没能系统稳健地展开。较之各类所谓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国叙事文化学”包含着更为强烈也更为扎实的面向传统重建体系的诉求。较之于“西方主题学”，“中国叙事文化学”已将学术眼光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叙事，转向包括史传、叙事诗文、小说、戏曲、说唱等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各体文学叙事，既可发掘同一故事类型的古今演变，又可发掘单元故事在历代流变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意蕴，其创新性不言而喻。

在理论体系构建的理念与方法论上，宁先生反复强调“中体西用”，即以中国本土的资源为本体，借鉴西方主题学、叙事学等理论，以为我所用。对他的这番努力与坚守，许多学人也已经看到，有的学者称之为“西学中用的全新尝试”，即拿“西方叙事学”与“西方主题学”为我所用，从而建构中国化的叙事文化学。稍加留心，我们便不难发现，宁先生对“中体西用”理念的贯彻是非常自觉，也是一以贯之的，当然他也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大胆追求革新的。在《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一文中，他已开始对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年）和《宋元戏曲考》（1913年）为代表的“西体中用”学术范式的不足与局限进行了反思，并试图通过“叙事文化学”建构，以“中体西用”学术范式取而代之。[1]继而，宁先生还曾将王国维和鲁迅开创的20世纪叙事文学研究范式总结为文学体裁研究、作家作品研究两个方面，并表示要通过“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打破这一不合时宜的“西体中用”研究局面。[2]尤其是，《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体西用”范式重建》一文可以视为宁先生“中体西用”研究理念的宣言书。在这篇文章中，宁先生首先肯定了以“中体西用”为核心取向的中西合璧思潮也一度发挥过作用，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较之全盘西化，其更能够随中国文化之本来样态。然而，随着时过境迁，20世纪以来的“西体中用”学术格局就不能再坚守下去了，21世纪必将是“中体西用”的时代。宁先生指出：“通过反省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背景下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局限，并分析中国叙事文化学弥补其局限的作用所在，即可对‘中体西用’文化价值观作用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体系重建做摸索尝试，从而结束‘西体中用’为主导的旧学术范式。”[3]虽然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却体现了宁先生大胆革新的理论勇气及其体现时代精神的学术追求。另外，他提出了这样一套具体实施方案：“首先，调动一切文献考据手段，对该故事主题类型进行地毯式的材料搜索。”“其次，在对已经掌握的尽可能多的材料进行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对该个案故事主题类型进行要素解析。”“再次，对该故事主题类型的特色和价值做全局的归纳和提炼，并进入到具体成文的收尾阶段。”^[4]这套操作方案符合学术规律，而且也是传统学术理路的延伸，必将是“中国叙事文化学”宏大工程能够达到高质量的强有力保障。

而今，“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建已渐入佳境，其具体应用也顺风顺水，因而其学术理路较为切实可行。

三、可增长点：延展到“事情”“事理”

当然，尽管“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理论体系已涉及到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等多个层面，工程已够宏大，但仍不免存在由大题小做带来的美中不足。从目前所见研究成果看，存在命题偏大与口径偏小的矛盾，再加“主题类型”分析也容易流于套路化。笔者感到，主题学、类型学应该是宁先生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起点，而非落脚处。也就是说，“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和应用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各类历史名人故事在小说、戏曲、说唱等叙事文学形态文献蒐集、整理层次上，也不要仅仅停留在对故事主题的梳理上，而要进一步向“事情类型”“事理类型”延展、升华。

我们获悉，在宁先生的规划中，仅博士论文即涉及人神之恋主题、嫦娥后羿神话、恶神故事、东坡故事、济公故事、汉武帝故事、大禹故事、唐明皇故事、武则天故事、隋炀帝故事、张良故事等；硕士论文则有步非烟故事、风尘三侠故事、关盼盼故事、红叶传书故事、黄粱梦故事、红线女故事、柳毅传书故事、刘晨阮肇故事、柳永故事、李慧娘故事、绿珠故事、孟光故事、木兰故事、弄玉故事、聂隐娘故事、秋胡戏妻故事、苏小小故事、谢小娥故事、西施故事、卓文君故事等。[5]乍看起来，其规模已是不小，但是只要群策群力，这样一路下来，还是会出现竭泽而渔的。就是说，取决于人物的故事主题类型即使再多，但毕竟还是有限的，尤其是经典的人物故事相对来讲更是屈指可数的。一旦这些人物故事类型完成，“中国叙事文化学”就面临生存空间告罄的危机。

要保持基业长青，笔者通过放眼展望，尤其是受到清代叶燮《原诗》论及诗学本体时所提出的“理、事、情”三要素启发，试图对今后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建设提供两条建议，以供宁先生参考。

其一，由“事件”或“故事”主题类型向“事情”主题类型延展。在现代心理学中，情感划分为情绪和感情。相对而言，情绪主要指短时效的喜怒哀乐、怨慕忧愁；而感情则主要指长期性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为此，我们不妨打破一人一事的“故事类型”限制，用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物是人非等“事情类型”来统摄叙事主题研究。比如，从《史记﹒滑稽列传》写淳于髡对齐威王的劝告，到《红楼梦》一开始那一僧一道的对话，以及笼罩全书的纲，“乐极生悲”主题既包涵人生喜怒哀乐之情，又叙述突转性的事，还以某种哲理意蕴取胜。再如，“物是人非”是唐宋文人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因为它表达的是有情之人的无常和无情之物的永恒这一人类悲哀。如何表达？借助叙事。尤其是从崔护《题都市南庄》开始的“去年”抒情模式，最具表达效果。继而有韦应物《寄李澹元锡》“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欧阳修《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今年元夜时”；晏殊《蝶恋花》“去年天气旧亭台”；以及晏几道接二连三地写“今年老去年”（《破阵子》）“去年春恨却来时”（《临江仙》），如此接二连三，“去年”命题挥之不去，同时由“昨夜”这一时间构建的故事也不少，借此抒发“物是人非”感慨最有力度。类似这样的带有情感的叙事主题还有很多，期待发掘。

其二，进而用“事理”类型来统摄主题类型，同时对“中国叙事文化学”进行学理升华。与西方叙事理论相比较，中国叙事最讲究头头是道、井井有条，于是我们可以以一个“理”字作为骨架来梳理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新体系。这个“理”字不是与“情”对立的“理”，其本义是，物质本身的纹路、层次，客观事物本身的次序，如“心理”“肌理”“条理”“事理”等，符合叙事次序安排的“时间律原则”；而“理”还有一个义项，即指事物的规律，是非得失的标准、根据，所谓“理由”“理据”是也，这符合叙事结构安排的“因果律原则”。再说，“事理”指的是事件发生所合乎的情理逻辑：“事”是说一个人所遇到的或发生的琐事、杂事、人情世故；“理”就是这些事中应当所具备的道理、逻辑，于是“中国叙事文化学”建构又可借鉴“事理学”研究的成果。另外，“理”还包含“梳理”的意思，所谓“理出头绪”正是叙事之技之一。从学理和文化渊源上看，墨家所提出的“辞以理长”(《大取》)、荀子所提出的“言必当理”(《儒效》)等观念，都可以成为中国叙事文化学构建的话语基础。特别看重“情理”一词的后世小说评点，也可以成为中国叙事文化学“事理”主题构建的骨架。

概而言之，宁稼雨先生立足于本土，本着“中体西用”理念，通过借鉴西方“主题学”“叙事学”等研究成果，发挥传统考据等中国传统学术之长，初步构建起以“故事类型”为主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体系，成果已蔚为大观。如果大开视野，该领域研究范围之拓展以及理论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不妨围绕“事件”“事情”“事理”三位一体做文章，从而使得“中国叙事文化学”工程更加壮丽辉煌。